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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铜器鼎」清代小铜鼎价格图片

2023-01-26 04:23:13 1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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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中国最大的青铜鼎是什么鼎?

中国最大青铜器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器形庞大浑厚,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其腹部铸有“司(后)母戊”3字;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铜鼎则是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礼器。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商代中期到西周早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冶铸的极盛时期,制造了大量青铜礼器、兵器、日用器皿、生产工具等。其中,商代晚期的司母戊鼎,典型地代表了我国奴隶制时代青铜冶铸的高度技术水平。

司母戊鼎也称“司母戊大方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司母戊鼎深腹,下部微收,鼎上有一对立耳。自鼎足至立耳通高1.33米,器口长1.1米,宽0.78米,重达875公斤。形体雄浑凝重,纹饰精美,线条流畅。鼎是上古时代祭祀用的一种金属器物,司母戊鼎是商王文丁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作的。

据考古工作者研究,鼎是由组芯的造型方法铸造出来的。这种造型方法是先用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在一起灌注铜液。司母戊鼎结构复杂,耳、身、足分别铸成后,再合铸成一个整体。从鼎的铸痕来看,鼎身由8块范铸成,鼎底由4块范铸成,每条鼎足由3块范铸成。另外,按每个坩锅熔铜12.7公斤计算,875公斤重的司母戊鼎,需七八十个坩锅同时并熔。每个坩锅燃炭、观火色、运料、运铜液等项工作需三四人,七八十个坩锅则要二三百人同时协作。这说明了商代晚期青铜冶铸工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的高度水平。

1939年司母戊鼎出土后,当地人民恐被日本侵略者掠走,又将它重新埋入地下。可惜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再次掘出时,已经失掉一个立耳。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司母戊鼎,有一个立耳是修复时照着另一个立耳铸成后安装上去的。

记载经文最长的青铜器是什么?

毛公鼎是迄今发现的铭文最长的青铜器,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和文物价值,也因此成为收藏家猎取的对象,在流传过程中当然发生了不少离奇曲折的故事,也有不惜以身家性命保护它,免遭日本侵略者抢掠的动人事迹。清朝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岐山庄白村出土了一件鼎。北京城中著名的古董商店“永和斋”主苏兆年、亿年兄弟闻讯后为之振奋.立即携厅款去了西安。由于陕西的占董商同苏氏兄弟有过多次买卖,这件大鼎也就被苏氏付了定金后买定(尚未运至北京),当时青铜器的买卖是以品质、古老、铭文字数的多少论价的,苏氏兄弟照例为它量了尺寸、称了重量、数了铭文的字数。精于此道的苏氏知道.此鼎将为他们大赚一笔,就把目标瞄准了京城最识宝的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棋。

陈介祺字寿卿,祖籍山东潍县。其父陈宫俊(字伟堂)是嘉庆于三年(1808年)进士,历任礼部、吏部、工部、兵部尚书等高言.介祺因此有机会进京读书,拓宽了眼界,丰富了知识;他有钱财用于收藏,更有时间和才干潜心于金石学的研究。他收藏了近万枚隋唐以前的占玺印,为之建造“万印楼”以资珍藏。后来他又在故乡建造了“十钟山房”以珍藏编钟和其他青铜器,并在山房里考释文字,编写书籍.有《十钟山房印举》、《藏古册目及题记》等大著问世。陈介祺应苏氏兄弟之邀,去西安察看了实物,凭经验和丰富的青铜器知识,确认它是一件稀世珍宝。由于介祺父母先后谢世,诸多事务缠身,直到成丰年间才最后买定并运抵家乡。嗣后陈介祺对鼎的铭文作了研究,写成了《毛公鼎释文》。

毛公是鼎的主人,周宣王的叔父,为感谢宣王对自己的封赏而造。宝鼎圆形三足,连耳通高53.8厘米,重34.7公斤,内壁共有497个文字,分32行排列。这篇铭文是迄今为止所有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记录了奴隶的赏赐和土地的买卖等重要内容。因此使得这个体形不大、造型和纹饰均一般的鼎,能与同时代出士的大克鼎、大盂鼎并称为三宝。陈介祺越研究越了解它的价值,同时产生了“怀璧”之惧,于是尽量地保守秘密,连最好的朋友索要拓片也不给,以至于在收藏家之间和学者之间产生了陈氏收藏毛公鼎只是一种传闸而已。像张之洞这样的高官和大学者甚至认为陈氏所收的毛公鼎是一件伪器。陈介祺给最知己的朋友写信,对张氏的说法进行了反驳。

陈介祺去世,其次子厚滋得毛公鼎,厚滋死,鼎传次子孝笙。此时,陈氏家族初现败落迹象。陈孝笔一心希望重振家风,于是开了钱庄、药铺。当地有一位叫陈芙珩的人同陈孝笙交往甚密,于是把自己听到的消息转告孝笙:有一位旗人名端方,时任两江总督,有财有势,喜爱收藏古玩。并劝告孝维,与其苦苦经营钱庄药铺,还不如将毛公鼎售于端方,可获巨资。孝笙虽然心动,但慑于祖宗的遗训、家人的阻拦,拒绝了陈芙珩。端方也早已在打毛公鼎的主意,要密友陈子久从中撮合。陈子久就是陈芙斯的父亲,父子搭档演双簧,建议孝笙除了要一万两白银外,还要端方答应任命陈孝笙担任湖北银元局的职务。孝笙不顾家人的劝阻。向端方索要了一份让陈孝笙任职的文书作凭据后,贸然将毛公鼎以万两白银的价格转让端方。老奸巨猎的端方在文书上铃印的是一枚作废的官印,凭证成了废纸。在清朝即将灭亡的昏乱年代,向谁讨回公道呢?陈孝笙上当受骗后就一病不起。不久,清朝的遗老端方在革命的风浪中惊恐而死,他的不肖子孙为了逃命,也顾不得家传的珍宝了。毛公鼎因此不知去向。英国人、日本人也对毛公鼎有所风闻而垂涎三尺,派出密探四处寻访。在民国政府任铁道部部长的叶恭绰常因公务而到处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在苏皖交界处的一家古董铺里见到一个古鼎,凭他丰富的文物知识和古文字的释读能力.在初步地阅读铭文后.已经心知肚明,这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毛公鼎!叶恭绰不露声色地同铺主商谈了价格和定购条件后,立即赶回上海筹款。铺主虽然讲不清毛公鼎的所以然,但凭他经商的经验,铭文的字数,向叶氏索要了很高的价格。叶恭绰筹集了钱款,如数交给了铺主。成交后,叶恭绰把它运到了上海的家中。一件历经沧桑的古鼎终于到了一位识宝的学者型官员的手中!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同主义也得知毛公鼎在苏皖的交界处.于是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搜寻,闹得鸡犬不宁。这次搜索离叶恭绰买得宝鼎仅相隔8天!

当日本人得知宝鼎已经在上海的消息,发誓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毛公鼎!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叶恭绰把所有的收藏品藏妥后去香港避难。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规模不断扩大,在上海搜寻宝鼎的力度也日益增加。叶氏担心上海会沦陷,国宝被日寇抢走,于是要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侄子叶公超无论如何也要把毛公鼎运到香港。叶公超从四川赶到上海,立即遭到日军宪兵的逮捕。叶公超教授明白:只要自己不露声色,日本人是不会找到宝鼎的。可是这样的因禁生活使他苦恼,也使家人担心。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叶公超的家人把一个青铜鼎交给日军宪兵队.叶教授获释。经日本的青铜器专家鉴定,叶家所交的鼎是一般铜鼎的仿制品。叶教授仍受到监视。直到1941年的夏天,日本方面一尤所获,密探对叶教授的监视有所放松。有一天,叶教授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以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把毛公鼎运出上海,辗转到达香港,把它交到了叶恭绰的手上。叶恭绰为之梦牵魂绕的毛公鼎终于又在自己的掌握中了。可是.刚刚放下的心又因香港沦陷而紧张起来,他马上找了一位德国友人,共同想方设法再把毛公鼎运回上海。叶恭绰回到上海后,由于经过这一番重大的折腾,生计也发生了困难,又出于把宝鼎转移的目的,就以300两黄金转售给五金业老板陈咏仁(字伯陶),附加条件是抗战胜利后要将宝鼎上交国家。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投降。可是毛公鼎直到1947年才为民国政府所得。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南京政府套奖了陈咏仁先生。后据陈氏的邻居回忆,陈氏在受到民国政府巨大的逼迫下才交出毛公鼎的。究竟是陈氏遵守同叶恭绰的附加条件而上交的还是受逼迫后交出的?一个商人怎么会接受叶氏的这种苛刻的附加条件呢?抑或是出于陈氏的爱国之心捐献的?至今是一个谜。

十大青铜器之首的毛公鼎,为何只差一步流入日本?

毛公鼎(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

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00公斤。口饰重环纹一道,敞口,双立耳,三蹄足。

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后毛公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

民国时期

民国期间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

铜钱,铜铲,铜戈,司母戊鼎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它们都是青铜铸造的(内含少量的锡、铅)。(钱币明朝后期-民国开始出现黄铜合金铸钱币)

司母戊鼎在青铜铸造史上有什么地位

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是中国殷代青铜器的代表作。

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

“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

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2]。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扩展资料:

司母戊鼎历史

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鼎   。

1939年,商后母戊鼎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消息被日军获悉,村民担心被日军发现,重新埋入地下 。

1946年6月,商后母戊鼎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商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

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商后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

2011年3月底,商后母戊鼎的标牌和解说词进行改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司母戊鼎

青铜器——鼎

        鼎是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一类器物,自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出现,一直沿用至明清时代,是青铜器中流行时间最长的器物。

        兽面纹鼎,商代前期,饪食器,通高21厘米,宽18.3厘米,重1.04kg。

        鼎圆体,深腹,薄壁,平口沿外折,口沿上有双立耳。腹下三扁足,足作夔形,首朝上,尾部作支点。颈部饰兽面纹,无地纹。

        羊父丁方鼎,商代后期,饪食器,通高21.3厘米,宽17.1厘米,重3.12kg。

        鼎长方体,口沿外折,口上有双立耳,直壁,深腹,平底,腹下有四柱足。口下、腹部的四角及足上均有凸棱,腹部中央饰勾连雷纹,左右及下方各饰三道乳钉纹,口下和足部饰兽面纹。

        器内壁上有铭文1行4字:作父丁。羊。

        铭文记:为父亲丁做器。“羊”为族名。

        史斿父鼎,西周早期,饪食器,通高41厘米,宽19.5厘米,重2.52kg。

        此鼎口微侈,有立耳,分裆,实足。颈部饰列旗兽面纹,兽面中部附饰浮雕牺首。内壁铸铭文3行8字:史斿父,作宝尊,彝鼎。七五八。

        记史游父做鼎。铭后所附数字是八卦符号,表明铸造此鼎时曾经进行过一次占筮。

        师旂鼎,西周中期,饪食器,高15.8厘米,口径16.2厘米,重1.92kg。

        鼎圆浅腹,腹倾垂,二直耳,三柱足。颈饰一周长身分尾垂嘴的鸟纹。

        器内壁铸铭文8行79字:

        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

        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引

        以告于伯懋父。在,伯懋

        父乃罚得、显、古三百锊。今弗

        克厥罚,懋父令曰:“义,

        厥不从厥右征,今毋,

        其又内于师旂。”引以告中

        史书,旂对厥于尊彝。

        (仆:指师旂管辖的一些人。友:这里指同事或下属。内:交纳、上缴。这里指交纳一定的罚款。)

        铭文大意是:这是三月的丁卯日,师旂因为他属下的许多仆官不跟王去征方雷,派了他的属僚引把这件事告到伯懋父那里。说:“在的时候,伯懋父曾罚得、显和古三百锊,现在没有能罚”。伯懋父命令说:“依法应该放逐像这些不跟右军一起出征的人,现在不要放逐了,应该交罚款给师旂”。 引把这件事告知中史写下来。师旂对扬这个判词,铸这件彝器。(唐兰释文解说)

        这件铜器铭文记录了西周中期军法处罚事件,反映了当时的法律制度,是研究法律史的珍贵资料。

        史宜父鼎,西周晚期,饪食器,通高37.5 ,宽37厘米。

        鼎双立耳微向外撇,腹略鼓收敛成圜底,兽蹄足较粗壮。口下饰几何纹。造型和纹饰具备西周晚期青铜器的特点。

        器内有3行16字铭文:史宜父作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

        陈侯鼎,春秋前期,饪食器,高23.6厘米,口径31.6厘米,重5.58kg。

        鼎敞口,翻唇,口沿外附双耳,盂腹,三蹄足,腹上部环饰窃曲纹带。

        器内壁铸铭文4行21字:

        唯正月初吉丁

        亥,陈侯作□

        妫四母媵鼎,

        其永寿用之。

        该器的铸造时间为某年“正月初吉丁亥日”,铸器者为陈侯,物主为“□妫四母”,“其永寿用之”为祈语。器物主人妫姓,女姓,名四母,出自陈侯王室,妫字前无法辨认的字可能是四母的排行字。

        从器物的特征看,陈侯鼎的盂腹较似以毛公鼎为代表的西周晚期同类器,但已变浅,蹄足也向细长发展,窃曲纹笔道略见粗疏。铭文在布局上注意上下的排列,同时也考虑左右之间的交替,笔道流畅,遒劲有力,从铭辞内容看属媵器之类。上述各项都具有春秋早期的同类器及其它类别的青铜礼器共有的时代特性,故定陈侯鼎为春秋早期器。

        该鼎原为前清翰林院编修陈介祺旧藏,《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著录。陈氏手拓其铭,传之于世。五十年代,该器归为国有,入藏故宫博物院。

        单孝子鼎,战国前期,饪食器,通高23.6厘米,宽31.8厘米,口径21cn,重4.64kg。

        鼎圆体,三蹄形足,双附耳,有盖,盖上饰三牺。器身饰弦纹二周。

        盖、器对铭,各铸铭文16字:王四月,单孝子以庚寅之日,命铸飤鼎鬲。

        意为:在王四月庚寅这一天,单孝子命铸煮食之鼎。

        大明崇祯玖年潞国制铜鼎,明,饪食器,通高21厘米,宽15.7厘米,重2.28kg。

        此鼎为圆形,短颈,鼓腹,双立耳,四扁形兽足。器身饰花纹,以回纹、勾连纹为地,口沿下为一周对蝉纹,器腹主体纹饰为四组兽面纹,四足纹饰与造型相结合,形如上攀之龙。器外底有阴铸篆体铭文,字口填漆。方款为“敬一主人”四字,边款环以“大明崇祯玖年潞国制肆拾器”字样。

        作为仿古彝器,此鼎融三代礼器的造型、纹饰于一体,把方鼎的四足移到圆鼎上,同时采用扁平外撇的兽体替代圆而直立的柱足或蹄足,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圆鼎三足而立的形式,完成了造型上对方鼎和圆鼎的双重模仿。纹饰的仿铸采用商周时期普遍流行的蝉纹和兽面纹,布局上也不改三代以兽面纹为主体、以蝉纹带为附属的古风。

        雷纹四足方鼎,清乾隆,生活用具,高14.8厘米,宽13.3厘米。

        此鼎体呈长方形,平折沿,束颈,口上有双立耳,平底,四柱足。腹部四面均饰有雷纹和直纹,直纹居中,雷纹环绕于直纹四周。外底中央刻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楷书款。此器是清宫造办处仿照西周早期的青铜方鼎制作的,不过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

        西周早期的方鼎为直颈,而且这个时期的雷纹线条流畅。而雷纹四足方鼎则颈部内收明显,造型相对古板,雷纹装饰线条生硬,结构规整。此鼎内还有烟熏的痕迹,表明该鼎已被派作香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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