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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统、景泰、天顺景德镇瓷器及相关问题
作者:陆明华  来源:澎湃新闻  点击数:6433  2019-08-21  字号: T|T

“灼烁重现:十五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大展”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这一展览揭开了长期笼罩在“空白期”瓷器上的神秘面纱。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由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陆明华所撰的此文,他认为,明天顺、景泰、正统三朝虽然是一个曾经缺乏认识的、模糊的烧造历史阶段,现在通过对三朝瓷器烧造历史的考察和对相关传世品及出土物的研究,已大致明了:与明代连续烧造的时代相比较,它也属于一个相对正常的多彩烧造时代,这时期烧造的不少官窑精美产品,堪与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相媲美。 

  明代景德镇烧造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中一个重要的名品,也是一宗巨大的艺术遗产。洪武、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的官窑瓷器烧造,引领时代潮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制许多精美产品传至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处于15世纪中期宣德以后、成化以前的正统、景泰和天顺三朝(1436-1464),也是明代瓷器的一个发展时期,但有关当时的制作情况及其烧成的产品,长期罕有人知,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盲点”,前辈专家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空白期”。 

  国内外对“空白期”瓷器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80年代中,笔者在参与上海博物馆编写出版《青花釉里红》一书时,也开始关注所谓的明代景德镇“空白期”瓷器,试图对这时期民窑产品进行研究和查考,终因缺乏足够资料而无法展开。2011年出席深圳“空白期”研讨会后,有了一些新的体会,萌生了撰写关于明代“空白期”瓷器论文的想法。现在,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逐渐增多,尤其是近几年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出土大量15世纪中期瓷器及标本以后,我感觉到,一个深入研究所谓“空白期”或“黑暗期”的时机已经到来。2018年8月底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的“填空补白Ⅱ: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作了“明代空白期瓷器及相关问题”的报告,形成了本文的基本框架。同时,经过两年多时间参与筹备上海博物馆15世纪中期瓷器展的和对一些地区相关文物的考察,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由于这一时期的瓷器上基本不书款识,展开研究存在不小的困难(尤其是在相关器物的时代和烧造属性认定等方面),因此本文的撰写也难免有偏颇之处,敬请各方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空白期”形成——历史的真实与误会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的瓷器烧造,被陶瓷史家称为“空白期”或“黑暗期”,主要是因为难以见到署有此三朝款识的官窑瓷器存世,也不清楚这时期的主流民窑烧造情况,形成了一个长达29年的所谓空白时期。从永乐开始的官窑瓷器上书款的方式,在宣德朝结束以后骤然停止了,直至成化朝才重新恢复,出现了“大明成化年制”这样的标准款样。因此后人根本无法解读宣德以后、成化以前这三个朝代到底烧造过什么样的瓷器,最终导致世人相信,这三个时期景德镇官窑烧造是一片空白,没有什么进展。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三朝瓷器依然在烧造,有文献为证,所谓空白期是因为器物上没有书款,导致后人无法了解哪些瓷器是这三个朝代烧造的,空白期实际上并不空白。尽管如此,我们对15世纪中期瓷器烧造情况的了解还是较为模糊。 

  尽管明清文人对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论述很多,但没人提及正统、景泰和天顺三朝瓷器。官方文献里有的也无非是一些常规的烧造记录。文人笔记中纵偶尔提及,也只是抄录官方文献。因此,人们基本上默认前人的观念,在对明代瓷器的认识方面,永乐、宣德、成化始终是领衔明代官瓷的楷模,其次是弘治、正德和嘉万产品。70年代中到80年代,洪武瓷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稍后,洪、永、宣、成四朝产品分庭抗礼,占领着明代官瓷的高地。而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产品一直未被深刻认识,因为这一时期似乎是历史的空白,了解它们都成问题,何以跻身于明代官窑瓷器高地? 

  当然,如果现在再继续强调“空白期”这个概念,已是不客观了,因为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考古发掘,都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答案。 

  从官瓷角度看,正统至天顺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确实是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正统之前的宣德朝仅十年时间,但该朝御用瓷器烧造的数量巨大,宣德八年(1433),“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关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如此庞大的数字,显示出皇家膳食机构等对瓷器的大量需求。当然,总共只有十年的宣德朝,在最后的两年间是无法完成这一大宗数量烧造任务。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38岁的宣宗皇帝朱瞻基去世,9岁皇太子朱祁镇即位。英宗上台后,辅政者即为之起草诏书,其中有:“抄造纸札、铸造铜钱、烧造饶器、煽炼铜铁、采办梨木板及各处烧造器皿、买办物料等件,悉皆停罢。” 

  曾经如火如荼烧造的景德镇御器厂就此熄火。数年后,毁于永乐十九年(1421)火灾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于正统四年(1439)重造完工,需要器物进行装点和使用,而皇家膳食机构更有这样的需要。因此,正统六年(1441)五月“己亥,行在光禄寺奏,新造上用膳亭器皿共三十万七千九百余件,除令南京工部修造外,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硃红膳盒等件令行在营缮所造。从之”。 

  同年十月“丙午,行在工部奏宫殿新成,奉旨进九龙九凤膳桌等器,臣等奏准,令工部及江西饶州府料造,今屡遣官催理,皆未完,请治其官吏怠慢罪。上曰:姑恕之,仍促使完,不完不宥”。 

  这里可以看出,正统朝的御器烧造并没有停止,宣德朝器用的烧造缺口依然需要填补。由于所烧瓷器不书款识,也没有过多的历史文献记载,因此给世人造成了当时景德镇御器厂似乎没有烧造瓷器的印象。 

  可能由于中间的停烧,各方技术生疏或其他原因,这批器物并不合格:正统七年(1442)六月“(己亥)工部以有司所造九龙九凤膳亭及龙凤白瓷罐俱不及式,治调官罪,复令改造。上恐劳民,诏勿改造,提调俱宥之”,上年的烧造任务出现质量问题,负责烧造的工部认为未完成任务的责任者当罚,正统帝则表现得较为宽容,对提调官采取原谅态度。 

  正统九年(1444)五月“(丁卯)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璺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卫指挥往杖其提督官,仍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造之”。 

  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文献的可靠性,20世纪80年代,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发掘了大量大龙缸碎片,而且确实有“璺”,器身均有细碎裂纹,上海博物馆藏传世最大的明代官窑完整器——青花龙缸,可能就是此次烧造的产品之一,器身也布满了碎纹。 

  文献还记述,“景泰五年(1454)五月,减饶州烧造瓷器三之一”。 

  景泰末年,土木之变时被瓦剌俘虏的英宗朱祁镇重登皇帝宝座。不久,官窑瓷器再度开烧。天顺三年(1459)十一月“乙未,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磁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 

  不过,天顺八年(1464)正月,明宪宗即位后,下诏停免了不少皇家相关事宜,其中有:“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 

  这些事例说明,自正统以来,两位兄弟帝王似乎没有像宣宗那样对景德镇御器的偏爱,因而没有无休止或强制性地命令江西烧造瓷器。但一般的烧造活动依然进行,所以当时烧造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应不会太少。 

  以上这些是关于景德镇官窑的烧造情况。另外,还有其他地区的瓶、坛烧造记录: 

  “正统元年奏准,减省烧造,供用库每岁止派磁坛七百五十个。”“景泰五年奏准,光禄寺瓶坛以三分为率,二分以本寺,日进月进内府并赏内外官瓶、坛,俱令尽数送寺备用,量派一分,以省民力。”这一时间段的记载似乎都与光禄寺用器有关。 

  光禄寺是朝廷膳馐机构,烧造瓷器不是该部门负责,而是为提供该机构操办各种活动时使用。明代光禄寺主要职能是“职专膳馐享筵等事”“凡膳馐茶饭等品物,俱本寺办进”。11具体而言,光禄寺的职能包括:(1)协助祭祀,(2)备办宴筵,(3)为朝廷大臣、公差备饭,(4)供荐应荐、应节物品,(5)备办外交用宴和茶饭。光禄寺物品的来源有:(1)各省交纳,(2)上林苑、内府库、工部等相关衙门,(3)光禄寺自产、自制,(4)民间购买。与永乐、宣德朝一样,正统至天顺时期光禄寺所用的瓷器,是朝廷指定工部在江西景德镇(还包括浙江处州)专门烧造,光禄寺是向朝廷申请烧造的机构,烧成后运回北京以供其领用。 

  申请需要烧造瓷器的数量常常超越烧制能力,承办的烧造机构一直难以完成,天顺初也是如此,御器的烧造是在任务重压情况下争取减缓的:“天顺三年奏准,光禄寺奏造素白磁龙凤文碗、楪,以十分为率,减造四分……”“(天顺六年十月)光禄寺以供用龙凤花素瓷器万余件皆损敝,请敕工部移文有司成造。上以劳民,命姑已之。”两次烧瓷提议,均下令减烧或放弃烧造,反映出执政者尚有体恤下民之心,当然,减造四分,仍有相当多的数量。另外,朝廷从明初开始在浙江处州命造的青瓷依然在进行中,所以总的说来,天顺年间的烧造任务还是很重的。 

  从上引文献可看出,除了正统七年大龙缸外,“九龙九凤膳亭及龙凤白瓷罐”和天顺的额定烧造瓷器也可能主要是光禄寺等机构实际需要的。因此可以认为,这三朝的瓷器似乎主要是为了皇家膳馐机构所需而烧造,不太可能同时烧造很多作为观赏的精美艺术瓷。 

  考古专家认为,目前景德镇御器厂旧址发现的两处遗存和遗物,1988年发现的有可能是正统遗存,而2014年发现的则可能是正统和天顺遗存。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下限在天顺末乃至成化初年。假如这种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正统至天顺三朝的官窑烧造情况基本上已能看出端倪甚至是有了初步结论。当然,一切还必须由客观证据说话。 

  综合历史文献,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空白期”果真不空白,“黑暗期”也确实不黑暗。造成后人所谓空白、黑暗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官窑瓷器不书款识,令后人难以辨认。不然,人们谈论明代景德镇官窑器,不会对这三朝一带而过了。新的考古发现证明,自洪武以来,景德镇官窑大致上经历了正常的发展途径,永乐、宣德和正统至天顺及以后的成化直至万历各朝,基本上都有官方的瓷器烧造,但个别空白时间点可能仍然存在。这充分反映出从明初以来景德镇官瓷烧造有一个相对的连续性。 

  当然,对15世纪中期的民窑而言,官窑烧造的所谓空白对其有很大影响。而三朝官窑器不书款所形成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空白,这一点似乎与民窑瓷无关。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部分民窑瓷器,也并不十分容易就能辨识出来。官窑不书款,民窑瓷器难以辨识,这使得后人对整个15世纪中期的景德镇官民窑瓷的认识在相当长时间里均显得模模糊糊,难分早晚。因此这一时期一度被认为是全面空白或全面黑暗。后来,文物工作者采用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有纪年参考资料,使15世纪中期的景德镇民窑瓷面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官窑瓷——两次考古发现的新认识 

  既然皇家曾需要并烧造这么多的瓷器,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官窑烧造的这些器物究竟在哪里?

  如果要按照有落款的严格要求去寻找,目前还无法找到这些器物。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件被学界公认属此三朝落款的官窑瓷器。国内私人藏家手中,有一块带有“天顺年制”款识的蓝地绿龙纹器物标本,但此例尚待进一步确认。目前最确切的提法应该是,这时期的官窑瓷上基本不书款识。 

  足以改变所谓“空白期”官瓷烧造面貌观念的,是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的考古发掘: 

  1988年,在珠山以西东司岭(明御器厂墙外)发现了瓷片堆积层。其中第一层为成化早中期;第二层发现了许多形体硕大而厚重的青花云龙纹缸瓷片。后经复原的有二十多口,最大的直径88厘米、高75厘米。同出的瓷片有碗、盘、瓶、器座、山子等,包括青花、白瓷和斗彩等。 

  经推断,龙缸为上引文献中的“青龙白地花缸”。同出的瓷器残片,应是正统官窑的产物。这样的正统青花大龙缸,传世只见上海博物馆有一件。但耿宝昌先生曾告知笔者,早年在北京见过另一件类似大龙缸,后来不知去向。前一段时间,有几位圈内朋友提供信息,有的提供了北京的一张老照片,图中有一大龙缸,前面有一孩童推着手推车路过;有的则补充告知,此图拍摄于琉璃厂古玩店前,不过听说器物已破碎了。这或许与耿先生说的是同一件器物。笔者把上博馆藏大龙缸与老照片进行了对照,两者确实具有同样的纹饰和风格,但从细节看,不是同一件器物。不过现在可以肯定,传世品中至少存在过两件完整的正统大龙缸。 

  1995年,上海博物馆新馆陶瓷馆陈列展品基本到位,但偌大的明清部分感觉缺少一件大器压阵。笔者找遍所有库房,最后在馆外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了这件传世唯一的青花大龙缸。经与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物对照,应属于正统时期烧造产品。器身的碎纹正是文献中“璺”的那种风格。看来,当时似乎确实没有烧成过无碎纹的青花大龙缸,不然传世品中应该有保存。这种器物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皇家在烧造不太成功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把质量稍好的大龙缸送入宫廷,此器来自皇家;二是直接从御器厂流出,因为此器来自于民间,系曾居住于天津的已故收藏家顾得威老先生捐赠。 

  这些器物全部不书款,但从中可了解到正统时期景德镇瓷器的大致面貌。产品可看出具有宣德遗风,也有正统典型风格,如白龙盘完全沿袭前朝样式,斗彩鸳鸯莲池碗也显然与宣德同类器相似。景德镇曾出土有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盘,纹饰基本相同,画法基本上与宣德制品相近。当然,那些海水纹碗、盘、高足碗等满绘浓深钴料,留出少量白色作波浪衬饰,则是典型正统风格。 

  可以认为,这批瓷器与文献的记载可能是一致的。九龙碗的出现可与正统六年“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相联系,虽未见到“金龙金凤白瓷罐”这样的制品,但青花九龙碗应可与之直接对应,这正是当时朝廷需要的产品。而且从传世品看,则有红地金彩龙纹的高足碗等器物,或可认为是这时期的产品。 

  2014年,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的发掘,使15世纪中期官窑瓷器烧造面貌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面积达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的瓷器有白釉、青釉、红釉、釉里红、黄釉、绿釉、霁蓝釉、斗彩及其半成品、孔雀绿、蓝地白花、黄地绿彩、白地红彩、青花绿彩、青花矾红、黑釉、酱彩等釉彩品种,形制有大盘、小盘、大碗、小碗、小杯、金钟碗、高足杯、卧足杯、花盆、枕、大龙缸、绣墩、花觚、壮罐、大罐、梅瓶、长颈瓶、净瓶、梨形壶、僧帽壶、盖盒、山子、器坐、鸟食罐、香炉、棋盘、砚台、灯盏、匜等。根据类型学比较,其遗物似可分成两期,第一期与宣德相近,第二期则与成化相近。 

  近些年笔者在景德镇陆续观看到部分出土的15世纪中期官窑瓷器残片,2018年来,上述列举的各种釉彩产品基本上均已得见。同年5月17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幕,景德镇的代表性出土遗物悉数登场。8月31日,“填空补白Ⅱ:考古新发现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出。至此,15世纪中期景德镇官窑瓷器的面貌在世人面前得到了更多的展示。 

  通过对景德镇出土遗存和遗物的考察和研究,笔者认为:许多年来沉寂及被世人感叹的所谓“空白期”认识应有所改变了,景德镇出土实物证明,尽管由于不书款,但风格接近于宣德的正统和风格接近于成化的天顺景德镇官窑烧造面貌已较为清晰地呈现了。景泰风格的产品似难以判定。从目前的认识情况看,如果把正统和天顺的产品大致分清理顺,已是达到研究目的了。当然,景泰时期的产品或许就夹杂在这中间,也或许不在这里。  

  关于出土的部分器物,确实有一些是令人惊异的,最特别的是绣墩。以前我们见到的官窑青花和素三彩绣墩,多被定在明嘉靖、万历朝,体量也相对较小。但此次15世纪中期地层出土的不少绣墩,体量大,有青花和彩瓷两种,传世品中难以见到。这种绣墩的出现,可与浙江龙泉窑烧造的青瓷产品相联系。在天顺八年(1464)前,曾烧造过龙泉窑青瓷绣墩,体量也较大,纹饰与其也颇为接近。可以认为,这是朝廷命令饶州和处州两地烧造的同类型产品,烧造时间也应该相近。尽管其狮球纹与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的青花绣墩有一定的区别,但还是可以看出当时景德镇、龙泉可能是差不多同时烧造宫廷用品。这样的产品烧成后直接运送皇家,或许是光禄寺为帝王宴飨宾客或群臣而备制之座具,也有部分可能是专门供内廷或后宫之用。此次烧造后会间隔多少时间再烧造,我们尚难了解,因为在成化、弘治等朝瓷器中均未见发现有这样的绣墩。 

  从2014年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的15世纪中期瓷器绣墩情况看,青花绣墩按墩面纹饰分类,可区分出三类四种,其中一类是狮球纹,一类是松竹梅纹,还有一类是方胜纹,绣墩整体大于明代中晚期以来所有绣墩形体,胎体厚重,外部釉下绘青花,墩内满施透明釉。由于绣墩器身镂空,不合格的产品很容易被打碎处理,致使出土碎片复原修复难度增加。现在,经过努力修复,已有拼接成型的器物首次展出,并能与广大观众见面。不过,彩瓷绣墩的复原更是难上加难。青花绣墩座面整体无镂空,能修复的座面较多,但青花五彩绣墩的情况就不同了,从出土遗物情况看,发现的青花五彩绣墩仅有狮球纹一种,由于出土的绝大多数是难以拼接的细小碎片,看起来根本无法复原。 

  在可以明确为15世纪中期的瓷器中,确实有绣墩的形制,如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收藏的青花人物图梅瓶上,一仕女坐于绣墩上,其他类似瓷绣墩的器物和图像则难以找到。 

  青花瓷枕,也是景德镇2014年考古发掘中的一个亮点。此次发掘的青花瓷枕,均作如意形同一形制,有十种纹饰,应为生活用器。以前,我们不清楚明代官窑还烧造瓷枕,虽曾有专家在传世品中见到过一件类似永宣官窑产品的明代青花瓷枕,但不清楚其来龙去脉。过去,大家只了解北方民间才广泛使用瓷枕,宋金时期和元代,磁州窑类型瓷枕遍地,很难想象明朝皇家后苑居然也可能使用过瓷枕,着实使人大开眼界。 

  2014年出土物中,有一件青花博山炉,传世品中,尚未发现可认定为这时期的相似器物,但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宣德蓝釉假山形器座,底有青花双框直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款(图2),为宣德官窑真品。从此器形制推测,出土的青花博山炉应有下半部底座,可能就是此种器座风格。这种器物应属延续宣德形制而来。 

  通过此次明代御器厂的出土物,我们看到很多类似的传世品应属于这三朝或者说是15世纪中期烧制的官窑瓷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5世纪中期官窑器是最多的,以前分别被定为明早期和中期的各个朝代内。 

  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有青花海水瑞兽纹盘,青花海水龙纹盘,青花红彩海水龙纹金钟碗,青花红彩海水龙纹盘、碗,青花红彩朵云纹盘,斗彩莲池鸳鸯纹碗,还有青釉、青白釉暗花缠枝莲纹撇口碗(图3)等,都已在御器厂出土物中找到相应的器物。另外,那种红釉描金云龙纹碗、红釉描金云龙纹盘之类器物,是否与正统时期烧造的所谓“金龙金凤”产品相关,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些器物均不书款,有的已被确认为15世纪中期,因为在景德镇明代御器厂正统至天顺地层中有类似发现,有的甚至在展览中与出土物并列陈放。 

  最典型的是一种青花出戟尊,过去的认识是,明代官窑出戟尊从正德开始烧造,此次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的出戟尊(图版61),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青花同类制品如出一辙,尤其是龙纹出戟尊,可以证明至晚在成化以前,这种产品就已出现,至少有两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可能属这一时期烧造(图版2、3)。另外,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也藏有一件。把这几件形制相仿、纹饰也符合时代风格的器物与传世品中书有官款的嘉靖、万历青花出戟尊进行比较,确有明显区别。从纹饰看,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件出戟尊虽分别为龙纹和牡丹纹,但形制和出戟安装风格一致。出戟尊内口沿均绘15世纪中期常见的蕉叶纹,嘉、万制品则多未绘青花图案。另外,从青花发色看,嘉、万制品时代风格明显,较易判断。这两件器物浓深的色泽,更符合15世纪中期特征。 

  青花壮罐,历来被看作是明代永乐或宣德官窑产品。2014年景德镇御器厂遗址15世纪中期地层中发现了这种青花壮罐残器,风格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青花壮罐纹饰完全一致,底部也有共同制作特征,这种壮罐是正统至天顺年间产品。不过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壮罐不止一件,笔者2018年12月在其库房考察时对照了两件风格大同小异的壮罐,从风格上看,另一件烧造更为精美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壮罐属十分典型的永、宣类型。另外,这种壮罐还出现在明代龙泉枫洞岩窑址的青瓷产品中,可以认为,这是明代天顺八年(1464)停烧前景德镇官窑与龙泉窑官瓷同步烧造的产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不少明代无款官窑瓷器,也是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其间同样存在值得讨论并认定时代的问题。过去虽不认识正统至天顺瓷器,但研究者早已认识到需要重新予以调整。如以前就被确定为正统时期烧造的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青花云龙纹碗、青花波涛纹盘、青花花卉暗龙纹盘等。另一件青花番莲纹卤壶则被定为景泰制品。当然,这中间的有些器物,过去基本上被看成是宣德产品,这是由于器物无款而人们长期对正统、景泰、天顺烧造瓷器难以有深刻认识而造成的,现在基本上找到了研究切入点。所以,这几件器物年代的认定,大致上是可以接受的。所绘龙纹与正统大龙缸等器物有共同之处,而波涛纹盘则与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波涛纹盘基本一致。还有花卉纹,也与同时期民窑产品有同样特点。另外如青花花卉纹六方花瓶、青花如意云纹漏彩碗、青花绿彩龙纹梨形执壶等都可能属于稍早年代烧造的产品。青花如意云纹漏彩碗,与御器厂遗址残碗风格完全一致。这一情况说明,当时出厂验收可能并不严格,尚未画彩的器物也进入了宫廷。与那一件青花绿彩龙纹梨形执壶风格完全相同的残器在御器厂遗址内有出土,只是尚未施绿彩。该院还有几件斗彩莲池鸳鸯纹碗和高足碗,也均有可能是稍早于成化朝的产品17。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一件斗彩鸳鸯莲池纹碗,天津博物馆则藏有一件斗彩鸳鸯莲池纹盘,底部均无款。80年代初曾发现西藏萨迦寺存有宣德官款五彩碗和高足碗,不久,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出土有宣德款和成化款同类器,2014年,在所谓“空白期”地层也出土了同样的无款盘、碗、高足碗残器,有画彩的,也有未画彩者,残盘与天津博物馆馆藏盘大同小异,可以认为此盘烧造年代应就在这一时间段,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碗也是同样风格,两件器物均很难得。 

  2001年,北京海淀区香山明墓出土了一件青花卷草纹梅瓶,这是一种传统样式风格的器物,早在宋元时代银器、漆器上就有这种造型与纹样的梅瓶,吉州窑瓷器中也有类似风格器物。此器与景德镇2014年出土的青花瓶完全一致,底部制作风格也相同。应属同时期烧造。 

  据墓志记录,墓主人为明宪宗朱见深长子,无名。全文如下:“故皇子圹志。皇子,今上皇帝之长子,母贵妃万氏。成化二年正月十九日生,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薨逝。皇上及慈懿皇太后、皇太后、中宫、贵妃皆哀戚。遣官赐祭,命有司冶葬祭如礼。呜呼!皇子异质天成,为国重器云,胡一疾遽然长逝?爰述大概纳诸幽堂云。” 

  值得关注的是,该皇子系宪宗与万贵妃所生的皇长子,在世仅十个多月,死后未予追封。在他墓中发现的这一青花瓶,基本可归属为前朝官窑烧造,2014年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有相同器物。迄今为止,可以明确的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在墓葬中较少出土,尤其是早中期物品基本未见,此器弥足珍贵。 

  笔者曾通过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明代瓷器的研究和梳理,划出了可能属于这三朝烧造的瓷器。如青花双狮戏球纹盘一种,底部有不施釉的所谓“米糊底”(或谓“糊米底”),与景德镇御器厂正统至天顺地层所出青花狮球纹盘属同类器物,这种器物在成化时期也有烧造,但外口沿书青花“大明成化年制”款。 

  馆藏的多件无款青花盘,每一件器物制作均十分精美,长期以来很自然地被看作为成化时期烧造,有云龙纹、花卉纹等,风格与成化官窑产品十分接近。通过现在对空白期瓷器的新认识,我认为,这些器物可能是15世纪中期产品。 

  另外,还有一种无款青花碗,一直无法归入恰当的朝代,这种碗制作十分精美,是典型官窑瓷器,过去都被定为弘治或正德,实际上这种器物都可能是15世纪中期烧造的。这种器物,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三件,均为青花制品,都在器外绘婴戏图,烧造时代可能相当(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等也有收藏)。 

  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豆青釉碗和一件青白釉碗,器物均有暗刻缠枝莲纹,形制与上述青花碗相似。1995年上博陶瓷馆试开馆时,我们把这批器物定为“空白期”烧造。 

  上述三件相同造型的青花碗、两件青釉碗和一件青白釉碗的同类器形,均在2014年的景德镇御器厂遗址有出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撇口青白釉和青釉碗,应属同时期产品。值得指出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相同风格的青釉碗,数量达200件之多。19这种器物,过去都被定为明代正德时期烧造,原因并不清楚。近期笔者找到国外资料中,有一件底书“正德年制”款的青釉碗,与上博青釉碗风格相同。这与以前这一批无款器被定为正德烧造,似乎不谋而合。但流散国外的这件碗不是正德时期烧造,而是清代产品,款识具有典型的康熙风格,应属康熙时期仿制。这是否可以说,早期的研究者把此类有款碗看作正德时期的标准器,并把这批无款器同样看作正德产品? 

  白釉瓷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件白釉矮腹梅瓶,釉色洁净,底部露胎,制作颇精美,一直认为是永宣官窑产品,但2014年景德镇御器厂空白期地层出土有类似器物,形制完全一致,可以确定是15世纪中期烧造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一种青花梅瓶,过去认为是永、宣之作,但从纹饰特别是青花绘画和发色等方面看,更接近于正统以后的风格。与上海博物馆藏白釉器造型相同,似可看作是同时期烧造产品。 

  实际上,如果对国内外公私收藏进行一次盘点,可以找到的15世纪中期官瓷一定还有不少数量。 

  根据对传世和出土明代早、中、晚三期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观察,笔者认为,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官窑的瓷器,大多数是书写款识的。嘉靖、隆庆和万历烧造的官窑器,具有明显的青料和纹饰等时代的特征,可以忽略不计。除此之外,那些无款但被确定为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甚至正德各朝的瓷器,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找出可能属于正统到天顺时期烧造的产品有一定概率。由于不书款识,更由于我们过去对明瓷鉴定往往忽略了正统、景泰和天顺三朝的产品,因为不了解这三朝有什么样的官窑产品,所以很多器物被定为永、宣、成、弘甚至正德各朝烧造。现在看来,宣德以后到正德朝不书款器中,有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所谓“空白期”的产品。虽然不能说每一个时代的所有产品都有款识,但笔者通过对收藏品丰富的机构尤其是两家故宫博物院的出版情况推测,已刊出的宣、成、弘、正、嘉、隆、万各朝的官窑瓷器可以说大多数是有款的,无款器较少。而已刊出的无款但具有与那些有款器同等水平的产品,则有一部分与15世纪中期风格产品有关。从传世品情况看,官窑书款是一种时代风尚,尤其是成化以后各朝,书款成为一种习惯和规矩。那些入选的无款器,被后世定为各个不同时代烧造,实在是无奈之举,准确性也不高。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空白期”官窑瓷器正在被我们认识,把那些时代风格相似的器物从那些朝代中挑选出来,有的可以确认,有的只是大致靠拢,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审慎甄别。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宣德和成化也有一部分无款器,这部分制品最容易与正统至天顺产品相混淆,有的在两次考古发现中有相同器物,大致可以确认为正统或天顺烧造。有的没有考古资料证明,则无法予以肯定。笔者相信,这部分器物中,有属于宣德和成化的产品,但也一定有正统至天顺的产品,而且其概率可能还较高。 

  藩王瓷——介于官民窑之间的产品 

  景德镇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正统至天顺地层的官窑瓷器,但御器厂以外区域发现的部分器物同样值得关注,因为不少瓷器与官瓷可能有着内在的联系。需要探讨的是,在御器厂外围是否也存在烧造官瓷的窑业遗存?当然,在这方面缺乏信息的情况下,目前认为的官方搭烧于民窑这种方式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不管是搭烧也好,扩充窑区烧造或临时组织设点烧造也罢,有些瓷器产品的官瓷性质还是不应否定的。 

  2012年11——12月在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填空补白”展中展示的一批所谓空白期瓷器标本,也让人感受到这个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烧造面貌20。笔者认为,这是一批属于这三朝某一时段烧造的官瓷。因为在严格限制民间烧造官样瓷器的时期,民窑业应不会不顾身家性命顶风违禁,烧造这么一大批全部属于官窑瓷器风格的产品。尽管这批器物与官窑瓷器相比较,质量方面明显低于传统所见的官窑瓷,但应该是官方定烧物。我当时在会议上发言时就如此认为。 

  现在,我的想法依然如此,这批瓷器标本属于官瓷,至少是官样瓷器。因为产品具有明显的官瓷元素,龙凤纹饰和官器样式都十分明确,非普通民窑所烧。由于出土位置所在的景德镇戴家弄澡堂工地遗址,未在御器厂范围之内,所以不能认为是明确的官窑瓷器,但也不能否定其官瓷属性。这些器物,可能属于官方组织定烧的产品,烧造时间可能是天顺时期。烧造质量稍显粗率,与通常明确的官窑瓷器尚有一定的差距,没有达到皇家烧造要求,这是由于官方指定民窑烧造的缘故(类似情况在明晚期也有出现,官搭民烧的瓷器,质量大大不如御厂产品)。以前笔者曾这样设想,这种瓷器的出现,可能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藩王定烧,因为朝廷分封于地方的宗室藩王留有相关的遗物;二是由于天顺时期皇家造瓷数量十分巨大,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烧造的十三万三千多件器物,虽奏减八万得到皇帝“恩准”,但负担依然沉重,因此工部可能不得已而派烧于民间。 

  经过近年来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戴家弄这部分瓷器,可能是指定提供藩王使用的定烧器。这批器物与湖北和四川、山东等地区相关藩王墓和遗址出土物相类,因此首先怀疑这批器物与藩王定烧应是合理的。2018年,笔者考察了湖北、四川、山东等地明代藩王陵墓和遗址,观摩了不少与藩王有关的瓷器,其中就有与戴家弄出土器物相似的物品,如湖北武汉江夏区流芳岭二妃山明楚王家族墓出土的青花盘、碗和高足碗(图版213、214),山东兖州藩王府所在地、四川成都东华门蜀王府遗址也出土有这样的青花盘等(图8)。 



  图8 明青花盘残器(成都东华门蜀王府遗址出土) 

  湖北地区曾发现过不少可能属于藩王机构定烧或朝廷配给的官瓷。梁庄王墓出土的那件带金钟盖的青花云龙纹高足碗,无疑是早于正统二年(1437)的器物,因为盖上有“承奉司正统二年造金钟盖四两九钱”文字佐证,梁庄王府宦官机构承奉司在正统二年就已配制了金盖,此件青花高足碗应是宣德乃至永乐年间的产品。据梁庄王圹志,梁庄王生于永乐九年(1411),正统六年(1441)正月十二日“以疾薨”“是年八月二十六日葬封内瑜坪山之原”;据梁庄王妃圹志,梁庄王妃魏氏“景泰二年三月十七日以疾薨……葬封内瑜灵山之原”。考古发掘者认为,根据梁庄王妃圹志,该墓由单葬改为合葬,破门入葬王妃。该墓为王与妃的合葬墓。王妃志文提到,王妃在王薨后“欲随王逝”,获得朝廷特许存留,死后得以“同王之圹”。该墓的墓门本是双扇石门,却只剩下东扇,西扇石门已失,代之以一扇木板门。王与妃先后薨逝,相距十年。从墓道填土看,并没有二次葬的迹象。由此推测,当年葬梁庄王之后,只封门而未将墓道全部回填土。王妃薨后,要将其与王同圹,却因前室石门被其门后的自来石顶牢,无法打开,遂撞破西扇石门进入。因此,墓葬出土其余七件青花梅瓶、仕女图高足碗等瓷器,很难说一定是早至宣德年间或更早些时候烧造,均有正统甚至景泰初烧造的可能。 

  “天顺年置”青花龙纹碗,2008年出土于武汉江夏区流芳岭明王室家族墓地,墓主人为楚昭王朱桢之孙、镇国将军朱季□,墓志显示其下葬于成化七年(1442),出土瓷器24件。此碗是唯一明确定为天顺朝烧造,也是目前考古发现的第一件所谓“空白期”具有官瓷风格的书款完整产品。当然,对此器的性质如何界定需要认真考虑,从已发现明代有款器物的书写情况看,这种带有“置”字的产品,似不能判断为官窑产品,但此碗带有明显的官样风格。墓主人虽未袭封王位,但也是宗室后裔,因此,可能是定烧物品。 

  广西桂林有一批引人注目的明代瓷器梅瓶,基本上都与靖江王有关,其中六件器物可能与15世纪中期到晚期相联系。桂林博物馆收藏的另一对青花仕女图梅瓶,是难得的15世纪中期产品,风格接近宣德产品,题材曾在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器中出现,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青花仕女图碗就是这种题材,风格十分接近。另外,1980年桂林尧山靖江昭和王墓出土有一对青花鱼藻纹梅瓶,绘画十分传神,反映出青花匠师技艺的高超。据记载,“昭和王规裕,怀顺嫡,成化七年袭封,弘治二年薨”。1972年桂林东郊墓出土的两件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则是桂林博物馆一百多件梅瓶藏品中最精美的器物,两件器物均出土于靖江安肃王朱经扶墓,“安肃王经扶,端懿嫡一子。正德十三年袭封,嘉靖四年薨”。从以上两墓墓主人年代来看,均晚于15世纪中期,前者葬于弘治时期,后者葬于嘉靖时期,从梅瓶时代风格看,显然大大早于墓主人生活的年代,也许把此类物品定为15世纪中期烧造未必精准,但可能性完全存在。看起来,明代的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用前人收藏品陪葬一直是颇为流行的,以前看到不少元青花瓷器陪葬于明墓,而明代藩王墓的陪葬器也明显有不少这样的情况。人物图梅瓶从人物形态、画风及口、肩、胫部的纹饰看,可能早于明中期。鱼藻纹梅瓶的整体风格十分明显,应是15世纪中期的产物。 

  山东兖州是明鲁荒王之孙钜野僖顺王朱泰墱就藩地,宣德二年(1427)封,天顺八年(1464)薨。朱泰墱去世后,其子恭定王朱阳蓥于成化五年(1469)袭封,弘治十八年(1505)薨。其子庄宪王朱当涵于正德元年(1506)袭封。根据相关报告和借展单位的资料,推测本次展览中向山东博物馆和兖州博物馆借展的两件青花云龙纹盘,出土于恭定王朱阳蓥或后来袭封的庄宪王朱当涵墓(同出共有四件)。不过,目前看来,出于哪一座墓葬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僖顺王朱泰墱死于天顺八年(1464),两件瓷盘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得到或定烧,而恭定王朱阳蓥和庄宪王都是以后的传承者。两件器物与湖北、四川藩王墓和遗址出土的青花盘风格相似,可以推想,此类瓷器可能是朝廷提供。 

  明代藩王墓出土的瓷器具有亦官亦民的风格,在已发现的明代藩王墓葬里,既有官窑瓷器,也有统一风格、可能属于藩王专用的器物,也有典型15世纪中期民窑烧造产品,如前述广西桂林靖江王墓及其遗址、江西宁献王朱权墓、湖北诸多楚王墓等都有发现。在山东邹城市博物馆,藏有平阳寺镇横河村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高密昭和王朱观煐墓出土有典型15世纪中期的青花花卉纹梅瓶。 

  四川成都青羊区可能属于明代蜀王府的东华门遗址出土的瓷器十分丰富,尽管大量都是碎片,但有的质量很高,应属于正统至天顺时期的产品也不少,有的应属官窑产品,如白釉、青花和青花红彩高足碗、豆青釉碗、绿釉盘等,均具有官窑产品风格。其中的绿釉盘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定为宣德烧造的无款绿釉碗釉色、制作工艺十分相似。当然,具有藩王定烧风格的产品同样有出现。 

  在四川平武薛继贤家族墓地,曾出土“西平世家”款青花盘。笔者认为,这两件器物可能不是王玺定烧,而与四川的藩王有关。2004年,成都市三圣乡蜀怀王墓出土了一件青花“西平佳器”款婴戏图碗,同时出土有陶俑等仪仗陶器138件。从两方出土圹志可知此墓是明代蜀怀王及其正妃徐氏的合葬墓。另据《明史》记载,“定王友垓,和嫡一子,天顺七年袭封,本年薨。鈘,定嫡一子,天顺八年袭封,成化七年薨”。怀王是明蜀王系十世十三王中的第四世第六代蜀王,为定王长子(1448-1471),由于其妃徐氏死于成化十一年,属于当年下葬。因此,包括青花“西平佳器”碗在内的陪葬品下限应为成化十一年(1475)。另外,在成都东华门遗址中,也曾出土有“西平佳器”款碗底残片(图11)。从蜀王世系情况看,并无西平王或袭封关联之词,“西”可能指代地区,四川在国之西,古称西川,推测此“西平”也许是蜀藩雄踞一方的自诩名称。 

  四川博物院所藏一件青花龙纹扁执壶,以前曾认为可能属15世纪中期官窑烧造,但仔细观察,此器底部制作工艺较为粗糙,与通常所说的官窑器有一定距离。由于此器出土于成都明隆庆太监墓中,而在成都的一些藩王府太监墓中,曾出土了不少陶瓷器,有的与藩王墓葬出土物相同,因此可从这一角度推测,此执壶可能也是以前的藩王府所用器物,以受赏赐或其他途径得到。 

  还有一种青花花口大碗,国内外藏有多件,如香港天民楼的山水图碗。这种器物的时代应为正统。不过,对这种器物性质的认定还需要讨论。由于景德镇御器厂遗址没有发现此类物品,因此无法认定其是否官窑产品,看作民窑烧造是理所当然的。但也可从另一角度思考,这种制品无论从形制还是青花绘画、制作工艺看,都显得颇为精细,明代龙泉青瓷中也有一种这样的花口大碗(图12),是明确的15世纪中期产品。由于天顺八年(1464)是一个皇家瓷器烧造下限,可以认为,与龙泉青瓷碗风格基本一致的景德镇青花花口碗,也可能是借鉴皇家设计样本予以制作。这种碗也有出土实物辅证,成都东华门遗址就出土有这样的青花大碗残器。 
  另外,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件青花碗也可能有这种倾向,一件是青花莲荷纹大碗,一件是山水图碗,从风格上看,两件器物不应是一般民窑产品,但与官窑器比较有一定的差距。前者更与武汉江夏区流芳岭明妃子墓出土鸳鸯莲池纹大罐青花莲花和草叶纹画法十分相似,因此此类器物的水准实际上与藩王用器十分相似。不过由于没有与藩王相关的研究信息,姑且看作民窑产品未尝不可。 

  总之,15世纪中期与藩王有关的瓷器应该是多样化的,他们生活于地方上,在森严的宫廷等级统治下,不可能全部使用清一色的皇家用品。他们使用的瓷器可分成三类:(1)帝王赏赐官窑瓷,(2)皇家为藩王定烧器,(3)民窑产品。从出土和传世明确的明代藩王用瓷看,就藩各地的王府用器中,第一类较少,第二类和第三类为多。当然,正统至天顺产品也不例外。 

  目前,对15世纪中期藩王用瓷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部分地区出土物的认识上,因此,不可能深刻认识这一段历史情况,这方面的工作仍需进一步深入。 

  民窑瓷——皇家禁令与重要产品的界定 

  历史文献涉及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民窑瓷器烧造的不多,而这时期的传世品和出土物在80年代以前一直少为人知。因此,除了官窑烧造被认为一片空白外,民窑业同样如此。 

  实际上,人们对“空白期”的认识是从民窑开始的。因为传世及出土瓷器中,不认识哪些是15世纪中期的官窑瓷器,而民窑中有不少具有时代风格的产品,它们最早被锁定是“空白期”民窑瓷器。尤其是国内一些地区陆续在纪年墓出土15世纪中期瓷器以后,认识开始有了改变。 

  过去,研究认定景德镇民窑瓷产品,烧造时代能往前提的基本上定为宣德,需往后靠的一般定为明代中期成化、弘治或正德烧造。后来,有了“空白期”一说,不少器物被划归这个时期,或称之为15世纪中期产品。 

  回望那个年代,刚刚经历了宣德时期如火如荼大量烧造的景德镇官窑,在正统初年似乎戛然而止了。官窑的“熄火”,可能使民窑烧造骤然升温,正统元年(1436)九月“(己卯)江西浮梁县民陆子顺进瓷器五万余件,上令送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直”。这样的事件,看起来是大好事,进贡瓷器还得到皇家以钞偿还的举动,从中还可看出民窑业的复苏是颇为强劲的。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宣德后期,光禄寺所用瓷器可能已捉襟见肘,因此,顾不得朝廷礼仪和规矩,刚刚进献的五万余件民窑瓷器,朝廷即刻就命令“送光禄寺充用”,这种官民窑瓷器在皇家膳食机构混用的情况,目前不清楚在明代中期以前是否经常出现,当然,明晚期的“官搭民烧”则应该是十分普遍的。 

  尽管这种进贡事例只是个案,但似乎反映了正统初执政者与平民和谐相处的情况。不过,严峻的事实很快就出现了,皇家在两年后的正统三年(1438)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这似乎是新皇帝登基,官窑突然停烧、民窑业开放进行大规模烧造后,人们可能忘却了官家的禁忌,依靠从官窑回归的匠师,大量模仿官窑瓷器烧造,造成朝廷震怒,出重拳予以打击。浮梁民进瓷器,是私人纳贡,以钞偿还,显示出了皇家应有的气概,但两年后颁布私造官样瓷器的禁令,则反映了官方不能容忍民间这种大不敬的仿烧风气。不过可这样认为,帝王更迭给景德镇民窑迎来了一个新的契机,正统初的三年内,是当地民窑发展的高峰,经久不息的官窑由于宣德帝的去世终于停烧,民窑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 

  可惜,这一切来得快,去得也十分迅疾。从正统三年末开始,民窑业逐渐开始萧条,虽然私底下仍然有不少民窑活跃于烧造瓷器,但那种官窑风格的瓷器被严禁烧造后,人们或许只能转向烧造那些不在禁止范围内的瓷器品种。正统十二年(1447)九月,朝廷下旨:“(戊戌)禁约两京并陕西、河南、湖广、甘肃、大同、辽东沿途驿递镇店军民客商人等,不许私将白地青花瓷器皿卖与外夷使臣。”这是继正统三年禁令后的又一个禁令,正统三年是禁止把景德镇瓷器到“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而这一次主要针对各地把青花瓷买给外邦使臣的情况,看来当时的瓷器买卖是相当多的。尽管针对的是全国的很多地区,但景德镇是当时最重要的青花瓷产地,自然也难以排除在禁令之外。 

  正统十二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颁发命令:“(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这两次禁令的时间仅仅间隔三个月,显然当时朝廷认为仿烧情况已十分严重,否则不会下此狠手。后一次禁令是从源头抓起,也扩大了限制烧造的品种范围,当然也可证明此前景德镇民窑还是在烧造各种色彩的瓷器。经过如此三令五申,景德镇民窑业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打击,因此在正统十二年岁末,景德镇民窑业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广大窑户只能勉强制作一些普通用品。可以认为:正统十二年前尚可烧造各色瓷器,正统十二年后这些色彩种类的器物可能不再出现。这种状况,或许会影响到景泰和天顺两朝。目前所见可肯定为所谓空白期的质量较高或略带官瓷风格的民窑彩瓷和单色釉器,可能以正统十二年前所烧产品为多。由此联想,明代景德镇民窑彩瓷和单色釉瓷较为稀少,也许与朝廷的严禁严打有关。 

  按照如此力度的严厉打击,猜测当时一定有部分与官窑风格十分相似的器物在民窑中烧成,因为官窑停烧后,那些在御器厂供职的匠师回归了民窑,他们有能力烧制那种与官窑相仿的产品,正统初一定留下了这样的器物,才造成了朝廷的如此盛怒。不过,目前无法从传世品中辨认出这种官样民窑瓷。笔者曾把那些景德镇戴家弄澡堂工地遗址和一些藩王遗址、墓葬出土的具有官样特点的产品与之比较,但那样的器物,在烧造时代上都明显晚于正统朝,无法证明是普通民窑产品。 

  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国内发现了不少所谓“空白期”的瓷器,出土的民窑瓷器数量不太多,质量高的也不多。最关键的是,纪年墓出土的瓷器多较差强人意。那些具有典型风格的云气人物纹制品,几乎未见出于纪年墓。当然,出土实物也有上等之作,不过,总体感觉高质量的青花产品不多。 

  从彩瓷方面看,这时期的红绿彩是彩瓷的主流,但传世不多。 

  国内的出土物能予肯定为15世纪中期的彩瓷制品很少,但四川平武县古城小坪山王玺家族墓出土的瓷器具有重要的考古和断代研究价值。王玺家族墓出土的重要瓷器不少,除了一件被定为正统—景泰的青花盘外,还有被定为景泰时期的青花岁寒三友纹托杯、海涛纹炉白釉象耳方瓶、爵杯等都是颇为精美的器物,其中的杯托则是从未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制作的少见形式。当然,王玺家族墓最重要的出土物是三件红绿彩瓷器,一对梅瓶和一件罐。笔者2018年6月在位于四川深山内的平武县对这些从未离开过当地的瓷器进行了考察研究。可能由于彩瓷的烘烧温度不高和墓葬湿度等原因,3件器物的彩绘出现褪色现象,失去了原来鲜艳的光彩。这两种形式的红绿彩器是目前所见15世纪中期彩瓷中绝无仅有的,是迄今发现体量最大的明代早中期红绿彩瓷器,也是明代民窑彩瓷中有代表性的产品。明王朝在当地的地方土官(龙州宣抚司佥事)王玺,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经由他父子不懈努力后建成的平武报恩寺,是一所气势恢宏、迄今保存十分完好的明代建筑群,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据墓葬出土买地券等文字记载,王玺生于明永乐三年(1405),卒于景泰三年(1452),下葬于天顺八年(1464)。王玺的家族墓地规模庞大,出土物面貌也较为清楚,仅出土瓷器一项就达89件36,这3件红绿彩器就出于王玺墓中,它们的烧造年代无疑是在景泰至天顺年间,具有时代标杆作用。 

  以前的研究中,有专家曾关注过上海博物馆的红绿彩花卉纹梅瓶,这件器物早年曾被定为嘉靖民窑烧造,在1995年上博新馆陶瓷馆开馆展出时改为15世纪中期烧造,与王玺墓出土红绿彩时代相仿。由于保存完好,红绿彩依然鲜丽。 

  从国内外目前的收藏情况看,“空白期”民窑瓷器不可谓不多,可在许多地方找到所谓“空白期”的民窑瓷器,国内外不少博物馆、美术馆都有收藏,但烧造质量高的不太多见,这可能与正统朝皇家的严厉限制甚至打击有关。 

  关于15世纪中期的一大批传世瓷器,有必要进行讨论。80年代以后,国内外一批青花梅瓶、大罐等器物陆续受到关注,人们逐渐把这些主体画面绘有人物形象和楼阁、器身绘有云气纹、腹下部绘蕉叶纹或海水纹的器物定在15世纪中期烧造产品,这种在工艺上略显粗率的产品,基本上都可断定为民窑器。不过,1996年景德镇明代御器厂旧址(珠山南麓保护房)采集到了少量所谓“空白期”风格人物图瓷器碎片(图版200),与传世那些器物纹饰十分接近。这使得传统的认识受到了挑战,我们似乎要重新评估过去对这种瓷器鉴定的准确性了。 

  另外,国内外博物馆也有一些类似产品,如上海博物馆所藏青花琴棋书画图罐,系胡惠春先生捐赠,时代曾定为宣德,相似风格的器物有:三十多年前在日本大阪万野美术馆见过一件相似之物;东京户栗美术馆也藏有一件青花仕女图大罐,画面与上博藏品基本相同,但罐身较小。相似器物还有青花梅瓶,此次来沪展出的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所藏梅瓶(图版235),瓶体所绘仕女,与户栗藏品十分一致。还有一些类似装饰风格的器物,有的制作精致,制作工艺水平都较高,罐、瓶下部的蕉叶纹也相同。如果这种器物是15世纪中期官窑,那确实可增添不少官窑器。至于青花葫芦瓶,国内外收藏中有一定数量。这种器物以前均被看作民窑产品,不过由于相似器物出土于御器厂遗址,对此类制品的属性可能需要重新评估。 

  御器厂遗址内出土的一件青花缠枝莲纹葫芦瓶,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出,类似这种风格的产品,过去一直被看作民窑器,但此器在御器厂遗址出土,就很难说相同的产品一定都是民窑器了。另外,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两件15世纪中期青花瓷,其中一件就是与御器厂遗址出土物风格接近的缠枝莲纹葫芦,还有一件是青花莲托八宝纹罐,下腹部有一周十分常见的蕉叶纹。有专家认为,两件器物均属15世纪中期官窑产品,江建新研究员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考察以后认定并推荐在本次展览借展。不过,东博这两件器物被肯定为官窑烧造,笔者还是受到了震动,因为在我们过去一直称为民窑的器物中也有类似制品,这一情况实际上影响到了一大批画山水人物和花卉纹的产品。这些产品,不论精粗,过去全部被看作民窑。但由于御器厂出土类似器物和带人物与云气纹标本,情况就变得复杂了。根据目前这种情况,可以说,官窑和民窑都烧造过这样的器物。如何来区分这种界限呢? 

  经过这几年的调查和考察,所见具有类似特征的不同纹样青花器很多,有精有粗,质量较高的器物如上海博物馆藏琴棋书画图大罐,日本户栗美术馆藏同类题材制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松竹梅纹罐、八仙庆寿图罐、缠枝莲托八宝纹罐,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波涛海兽纹罐、香港天民楼藏孔雀牡丹纹大罐,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仕女图梅瓶等。不过,这些器物都不是明显的官样制品,有的底部露胎处制作粗糙。对这种器物的烧造性质,可说是很难区分的,目前只能按烧造质量来区分哪些是官窑,哪些是民窑产品,但中间的界限无法确定。而且,民窑中也一定会有精细产品,不是所有器物都是粗品,因此这一问题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解决。同时,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当年民窑仿烧这一角度考虑。 

  过去所谓的洪武到宣德的民窑青花瓷器烧造,从不认识到认识,又从认识到怀疑,转而从肯定到否定,我们似乎离真相越来越远。传世和出土的不少正统纪年款器给予了我们信心,尽管民窑业很少烧造出十分精美的产品,但整个15世纪中期的民窑纪年瓷给我们带来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明确的时代印记。 

  民窑瓷器中,来自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有“正统二年”墨书纪年的青花大罐,是十分令人瞩目的器物,它似乎可让我们看到景德镇明代早中期民窑烧造有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节点。 

  当然,还需提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天顺年”和山西博物院“天顺七年”纪年的两件青花文字香炉,还有香港艺术馆有47字题记的天顺五年青花螭龙牡丹纹瓶,使明确属于天顺民窑烧造的瓷器有了更多更明确的例证。 

  另外,上海博物馆藏有上海地区出土的青花花卉纹玉壶春瓶,是典型的15世纪中期民窑产品,这种器物风格完全仿烧永宣官窑风格,但制作稍粗,不过类似产品的发现并不多。这种瓷器在上海地区出土,颇为难得。 

  属于15世纪中期的民窑产品在国内外公私收藏中实际上还有很多,可以说,这个时代给予后人留下的物品并不比明代其他朝代少,甚至比永乐、宣德、成化朝更为丰富。因为与先前的永、宣和以后的成化朝如火如荼大量烧造的情况相比较,正统至天顺的官窑烧造相对较少,反而民窑产品可能烧造得更多。所以,整个15世纪中期的民窑相比较而言还是颇为兴盛的。 

  通过对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瓷器烧造历史的考察和对相关传世品及出土物的研究,可以认为,这虽然是一个曾经缺乏认识的、模糊的烧造历史阶段,现在通过研究,我们已大致明了:与明代连续烧造的时代相比较,它也属于一个相对正常的多彩烧造时代,是一个重新散发出光彩的时代。这时期烧造的不少官窑精美产品,堪与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相媲美。与之相对应,这一时期与藩王有关的瓷器和大量民窑产品,则反映出景德镇瓷器的整体烧造也曾呈现过欣欣向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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