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爱艺网
仁者乐艺,己亥大吉(王卫军题)
  首页  |  艺界资讯  |  书法家  |  画家  |  书画家  |  画廊  |  山水画家  |  交易论坛  |  收藏  | 名家题字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机构:院校 | 书画院 | 美术馆 | 博物馆 | 团体协会 | 拍卖公司 | 报刊杂志 | 将军书法 | 画廊黄页 | 万年历 | 江苏省美协会员网 | artyi@126.com |
您所在的位置:中国爱艺网 >>收藏频道 >>瓷器陶艺
宋元官窑之假设与求证
作者:舒晓明  来源:  点击数:37343  2018-08-24  字号: T|T

宋朝960年建国,1276年(德祐二年)结束,共计316年。 

  在这期间,宋官窑青瓷是以双子座的形式出现的。政和四年(1114 年)与绍兴十六年(1146年)形成了两座脉冲式的高峰,而这恰恰处在宋朝的中期。高峰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徽宗赵佶与高宗赵构是其关键的推手。“大元”百年,至治元年(1321年)元朝官窑青瓷的烧造成功为宋以来的官窑青瓷制作画上了句号。 

  假设一: 

  北宋官窑 

  公元907年至959年,(史称五代十国)中原政权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三个朝代,出现了八姓十三位君王。 

  为了使宋之江山永固,大宋君臣们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辩论。“排斥汉唐”,“复兴三代礼制”,便是他们找到的治世良方。在这股朝野一致的复古思潮下,士大夫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正在施行的带有汉唐色彩的礼乐制度,器玉法物,强烈要求返回夏商周三代器物的本来面目;从而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轰轰烈烈的礼乐制度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并不顺利,拖延了数朝,至徽宗朝才得以突破,政和六年方取得全面成功。 

  北宋官窑正是这场礼乐制度改革运动的产物。 

  具体情况如下:主管机构:礼制局下属制造局。 

  主管官员:兵部尚书蒋猷,户部尚书刘炳,起居舍人陈邦光,中书舍人翟汝文,国子司业曾开力等。 

  历代称谓:北宋时期称其为“新成礼器”。 

  南宋时称其为“礼制局制礼器”、“新成礼器”。 

  南宋晚期称其为“官窑”。 

  元、明、清、民国时期称其为“官窑”、“汴京官窑”。 

  “北宋官窑” 

  笔者认定新名:政和礼制局官窑。简称:礼制局官窑。 

  烧造时间: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一年。 

  烧造地点:现开封市陈留镇。 

  烧造数量:3000件左右。 

  器物特征:全部为新创陶瓷质礼器。无日常生活用瓷。 

  假设二: 

  南宋官窑 

  “靖康之难”后,宋朝的正规军基本崩溃。每天都有文臣武将叛乱、投降、战死、逃跑的消息。赵构利用金兵北撤的间隙,迅速整合力量,稳住了局势,表现了杰出的政治才干。除了外忧,赵构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内患。许多人认为他的天子地位有问题,钦宗并没有退位,传国玉玺是张邦昌给的,而张是金人封的皇帝等等。赵构没有退路,他是唯一可以出面收拾残局的皇子,是仅有的一面可以凝聚人心的大旗。 

  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到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近 

  20年中,赵构有个突出的特点—酷爱祭天地。只要有口气,到了日子就祭,没有祭天地的瓷器就烧。祭天地,与上苍与大地对话,这是真命天子才有的特权。在这动荡的20年中,每次的郊祀典礼都在宣示着赵构的正当性、合理性,都在加强着南宋将士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 

  祭天地大典成了赵构手中的强大政治武器,而陶瓷则是这精神利器的载体。 

  绍兴十一年,“绍兴和约”签订后,赵构面对着经济上的千疮百孔,政治上的思想混乱状况,发出了:“周礼不秉,其何能国?”的感慨。政治的需要,政治举措的礼仪化,礼仪化的政治举措,是南宋官窑产生的唯一合理解释。 

  南宋官窑的具体情况如下; 

  主管机构:绍兴府余姚县。 

  历代称谓:南宋晚期称其为“余姚窑”。 

  烧造时间: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一年。 

  烧造地点:现慈溪市古银锭湖遗址。 

  烧造数量:总数在100件左右。 

  器物特征:参照聂崇义《三礼图》老款式,全部为礼器。 

  主管机构:绍兴府余姚县;历代称谓:南宋晚期称其为“余姚窑”。 

  烧造时间: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一年。 

  烧造地点:现慈溪市古银锭湖遗址。 

  烧造数量:总数在800件左右。 

  器物特征:参照聂崇义《三礼图》老款式,全部为礼器。 

  主管机构:平江府。 

  烧造时间: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一年。 

  烧造数量:近万件。 

  器物特征:陶质,仿北宋“新成礼器”中祭祖青铜礼器样式,部分外表髹漆。 

  烧造地点:现无锡市惠山地区。 

  主管机构:礼器局。 

  主管官员:段拂、王鈇、王晋锡。 

  历代称谓:绍兴十六年后称其为“礼器局制礼器”。 

  南宋中晚期称其为“内窑”、“官窑”。 

  元代及以后时期称其为“官窑”,“修内司窑”、“南宋官窑”。 

  笔者认定新名:绍兴礼器局官窑。简称:礼器局官窑。 

  烧造时间: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一年。 

  烧造地点:现杭州市万松岭东麓下,原杭州卷烟厂建筑工地遗址,绍兴年间“修内司营”所在地,南宋中晚期的“修内司”所在地。 

  烧造数量:3000件左右。 

  器物特征:完全按照北宋“新成礼器”款式,全部为瓷质礼器,没有日常生活用具。釉面呈透明莹澈状与北宋官失透玉质状有别。 

  (五)主管机构:临安府。 

  历代称谓:南宋晚期称其为“新窑”、“官窑”。 

  烧造时间:绍兴十九年七月至南宋晚期。 

  烧造地点:现杭州市郊坛下遗址。 

  烧造数量:早期以“添修”为主。随着原有瓷质礼器的损坏,烧造品种与数量均有所增加。 

  器物特征:除了瓷质礼器,增加了官廷日常生活用具及面向市场 

  的品种,呈多元化。 

  假设三: 

  元代官窑 

  1260年至1264年期间,蒙古帝国同时存在着两位“大汗”,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两位“汗”是亲兄弟,但在政治上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主张,忽必烈予以“汉法”治天下,阿里不哥予以“蒙俗”治天下。争论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的,忽必烈战胜了阿里不哥。 

  1271年,忽必烈正式改国号为“大元”。 

  1272年,忽必烈定首都为北京(时称大都)。 

  1275年(至元十二年)十二月,太常议定设天坛,“于国阳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帝袛位二,行一献礼”。即现北京天坛祈年殿位置。元朝第一次使用了天坛、地坛的名称。第一次规定天坛为三层四阶。第一次用砖石筑坛。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毁去元大都天坛,在其址建大祀殿。明嘉靖九年(1530年)在大祀殿以南新建天坛祭天。嘉靖二十年(1541 年)改大祀殿为大享殿(祀谷坛)。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至十八年(1753年)改大享殿为祈年殿。 

  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天坛初次使用。遣司徒兀都带率百官为大行皇帝告天请谥。 

  1302年(大德六年)于天坛遣左丞相哈刺哈孙摄事,合祭昊天上帝,皇帝祗,五方帝于南郊,为摄祀天地之始。 

  1277年(至元十四年)忽必烈下诏建太庙,于1280年建成,位置在大都朝阳门内以北。 

  1306年(大德十年)于北京(大都)正式修建孔子庙。 

  1307年(大德十一年)大元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 

  元官窑正是应这些重大政治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 

  制作这些礼器的指导思想与宋朝相差无几,有些词汇是照搬,“反始报本”、“侍天以诚”,“器用陶匏”,等词汇频频出现在太常议论中。 

  主管机构:元朝太常礼仪院。 

  历代称谓:当下称其为修内司窑、南宋官窑。 

  笔者认定新名:元代官窑。烧造地点:现杭州市凤凰山下老虎洞遗址。 

  烧造时间:公元1300年设窑试制,1321年烧成元朝瓷质礼器。窑火熄灭于1358年,历时58年。 

  器物特征:器型高大(超出宋代礼器10厘米以上),烧成温度高(超出宋代礼器30℃),礼器为主,圆器多,方形器极少,器型多取自汝窑,宋官窑,但均有变化。 

  “最强有力的阻碍人们发现真理的障碍,并非是事物表现出的,使人们误入迷途的虚幻假象,甚至也不直接是人们推断能力的缺陷。相反是在于人们先前接受的观念在于偏见;它作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先验之物,横亘在真理的道路上,因而,就像一股逆风,使航船难以抵达彼岸,以致船舵和风帆的劳作化为泡影”。—叔本华— 

  求证一 

  政和礼制局官窑探源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指出“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史学大师陈寅恪有吾华古代于赵宋瑧于“造极”之论。 

  英国汉学家巴兹尔·格雷说“宋代的一般形象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暗含着理智主义的静雅风格。此后历代无一不是一再地回到这个时代来寻找古典文化的踪迹”。 

  澶渊之盟(1004年)签订之后,宋人摆脱了战争的困扰,边境上“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商业、手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快速的经济发展应是一种将宋朝在社会与文化推向愈加远离古代传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然而,在这风云际会的历史大变革当中,宋人的思想意识里却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排斥汉唐,返回三代的复古思潮。 

  宋朝是以不流血的柔性政变方式取得政权的,同五代十国各国的夺权方式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宋统治者把如何保持政权的稳定当做头等大事来抓,总结历史经验,找出江山永固的治世良方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在许多史书里,宋朝是个糟糕透顶的时代,往往与秦朝并列为“孤秦陋宋”,与“炎汉盛唐”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宋人从骨子里是瞧不起汉唐的。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唐人吟富贵诗,多记其奉养日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惯休《富贵诗》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围为帐,尚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沈括之言语极为刻薄,认为唐人只不过是一些没吃过见过的人而已。 

  范仲淹认为:“秦汉以来三代制度不存,才导致士民蝇营狗苟,骄奢溢逸之风流荡不返”。 

  欧阳修认为:“由三代之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由三代之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复古思潮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的《上仁宗论谨习》奏议,详尽的从历史角度论证礼制为治国之根本,进而指出复兴三代礼制的必要性,为礼器制度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司马光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 昔三代之王,皆习民以礼,故子孙数百年享天之禄。。。。。。降及汉氏, 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明节,以行义取士,以儒术化民。。。。。。自魏晋以降,人主始贵通才而贱守节,人臣始尚浮华而薄儒术,以先王之礼为糟粕而不行,以纯固之士为鄙朴而不用,于是风俗日坏。。。。。。至于有唐,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帅者,朝廷不能讨,因而抚之,拔于行伍,授以旄钺,其始也,取偷安一时而已,及其久也,则众庶习于闻见,以为事理当然,不为非礼,不为非义。。。。。。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机,征伐刑赏,断于圣主,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自景祐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 凡此数种,殆非所以习民于上下之分也。。。。。。臣愚以为陛下当奋刚健之志,宣神明之德。。。。。。使礼义兴行,风俗纯美,则国家保万世无疆之体,犹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一股思潮形成后,总要寻找突破口,付诸于实际行动;矛头的重点是当时使用的礼器法物,并将当初制定礼器的聂崇义等人拉出来批判。 

  大儒们认为现行的礼器法物“皆循唐故”。“与郑注多相违异”。 

  “率意定其制”。与三代礼器不符,应进行改革。 

  神宗朝(1068年—1085 年)详定官陈襄言:“国朝大率皆循唐故,至于坛壝、神位、法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其间情文讹舛,多戾于古。盖有规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请先条奏候训,敕以为礼式。” 

  校书郎贾安宅言:“崇义图义皆诸儒臆说,于经无据。国子监三 

  礼堂实存图绘,下至郡县学间亦有之,不足示学者。宜诏儒臣编次,方今礼乐新制器用,宜绘于图,著其义,具为成书颁焉。诏《三礼图》及郡县学绘画图象并改正,旧所绘两壁《三礼图》并毁去。” 

  聂崇义,洛阳人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显德年间(955-959 年)奉周世宗柴荣之命,详定郊庙祭器。几年研究考证完成之时,已是大宋天下。丙寅年(966年)崇义将研究成果呈献给新帝太祖。太祖命太子詹事汝阳尹拙召集众儒臣共仪。拙多所驳难,崇义复引经解释,后经工部尚书窦仪裁处然后颁行。 

  聂崇义设计的郊庙祭器为统一的木质,样式均为木杯桶状,杯体上画个象即为象尊,画个鸡样即为献尊。只有铏为铜质。 

  崇义生于五代乱世,那时的财力物力技术水平,可供参考书籍与 

  100多年后的状况均不可同日而语。在那种情况下,能把场面撑下来就已经不错了。但政治运动是不管这些的,现在看着当时的东西,谁都可以指三道四挑出毛病来。 

  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一个卓然独立的文化传统。其礼器法物体系庞大,内容繁杂。 

  今人常将“礼乐”混为一谈,其实是两回事,“乐”讲的是和谐,团结,众人一体;而“礼”讲的是差别,阶级,上下有序。 

  “乐”部分包括:乐谱,乐器,乐工。 

  “礼”部分包括:郊庙祭祀礼器,卤薄用品(车辆,旗帜,仪仗用品),帝后百官服饰冠帽等。 

  世间万事,动动嘴,议一议是容易的,但真正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破旧”不一定就能“立新”,“破”字当头,“立”也并不一定就在其中。建立一个新的礼乐体系是一件艰苦漫长的过程。《宋史》认为“锐意稽古”的努力始于神宗朝。结束于政和六年, 

  历时48年。期间,观念上的诸多分歧导致了设计方案的冲突,以致改革屡屡受挫。以司马光与范镇为例“光与镇平生大节不谋而同,惟钟律之论往返争议凡二十余年,终不能相一”。众说纷纭,“屡作而无定”现象一直延续到徽宗早期,期间还闹了不少笑话。有一个叫魏汉津的混混,说笛萧管乐器音孔的距离与当今皇上的中指三骨节之间的距离是一致的。只有请来皇上的指距,管乐之音方能订的准。结果请来皇帝中指距离后根本不管用,因为竹管的粗细不同,距离也就不一样。成为一时笑谈。 

  太常的歌工有许多混饭吃的,高音唱不上去,这些人怕穿帮,便私下贿赂铸工,让他们把响器的调门放低些,歌工们唱上去了,但整个歌曲听起来非常沉闷,一点儿不激昂。 

  徽宗在文化领域的领导能力是高明的,具有洞察力的,在他的指导下礼乐改革运动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徽宗在《政和五礼新仪》序中言:“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有不可施于今,则用之有时,示不废古。。。。。。 有不可用于时,则唯法其义,亦不违今。。。。。。因今之俗,仿古之政,以道损益而用之,推而行之”。 

  这一制作礼器法物的“宋代法则”可说是打破了千余年来礼器制作中陈陈相因的说法,建立了一条将古代法则引入当代制度的渠道,有着贯通古今的立意与精神。 

  徽宗一朝的礼乐改革是稳健的,有条不紊的,行之有效的。工作分为四个方面进行: 

  1。礼乐分开 

  音乐属于比较抽象的范畴,争论起来云山雾罩,各说各话。而礼器都是具像的实物,意见容易统一。“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于是礼乐始分为二”。以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现在是礼乐分开“兄弟上山,各自努力”了。此措施大大加快了改革的步伐。 

  2。收集三代铜器 

  “复兴三代礼器”要有三代实物做样本,没有实物,等于空话。 

  议礼官薛昂奏:“有司所用礼器如簋簠之类与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今朝廷欲订正礼文不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资焉,欲乞下州县委访问大夫或民间有蓄藏古礼器者,遣人即其家,图其形,制送议礼局,从文”。此番话讲得很客气,官家没有的铜礼器,将个人的画个图样送到议礼局就可以了。可下面执行起来就走了样。叶梦得《避暑録话》云“宣和间,內府尚古器,士大夫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多争寻求之,一日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争搜剔山泽,发掘坟墓,无不所致”。 

  “搜剔山泽”四字传神之及。看来大规模的挖坟掘墓运动自古有之。 

  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载:“大观诏求古器之初,朝廷收藏的大小古器已有500多件。到政和间,收藏古器已达到了6000多件,且多是三代器,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了”。 

  这些三代铜器,是政和新成礼器铜质礼器与瓷质礼器的源本、基础、出处。原汁原味的古朴典雅庄重的造型,利用宋代先进的生产技术,使传统的礼器登上新的艺术高峰,达到无法超越的极限。 

  这次规模巨大的征集活动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中国第一次收藏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宋朝礼乐改革运动中的一部分准备工作而已。 

  3。编辑古物样书 

  《铁围山丛谈》卷四载“及大观初,乃傚公麟之《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五百有余。”又谈及“李公麟。。。。。。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传流至元符间”。又记及徽宗对该书“大崇尚”,诏仿效其书修博古图。 

  《宣和博古图》原为《宣和殿博古图》。成书于大观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