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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官窑之假设与求证
作者:舒晓明  来源:  点击数:37893  2018-08-24  字号: T|T

宋朝960年建国,1276年(德祐二年)结束,共计316年。 

  在这期间,宋官窑青瓷是以双子座的形式出现的。政和四年(1114 年)与绍兴十六年(1146年)形成了两座脉冲式的高峰,而这恰恰处在宋朝的中期。高峰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徽宗赵佶与高宗赵构是其关键的推手。“大元”百年,至治元年(1321年)元朝官窑青瓷的烧造成功为宋以来的官窑青瓷制作画上了句号。 

  假设一: 

  北宋官窑 

  公元907年至959年,(史称五代十国)中原政权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三个朝代,出现了八姓十三位君王。 

  为了使宋之江山永固,大宋君臣们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辩论。“排斥汉唐”,“复兴三代礼制”,便是他们找到的治世良方。在这股朝野一致的复古思潮下,士大夫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正在施行的带有汉唐色彩的礼乐制度,器玉法物,强烈要求返回夏商周三代器物的本来面目;从而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轰轰烈烈的礼乐制度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并不顺利,拖延了数朝,至徽宗朝才得以突破,政和六年方取得全面成功。 

  北宋官窑正是这场礼乐制度改革运动的产物。 

  具体情况如下:主管机构:礼制局下属制造局。 

  主管官员:兵部尚书蒋猷,户部尚书刘炳,起居舍人陈邦光,中书舍人翟汝文,国子司业曾开力等。 

  历代称谓:北宋时期称其为“新成礼器”。 

  南宋时称其为“礼制局制礼器”、“新成礼器”。 

  南宋晚期称其为“官窑”。 

  元、明、清、民国时期称其为“官窑”、“汴京官窑”。 

  “北宋官窑” 

  笔者认定新名:政和礼制局官窑。简称:礼制局官窑。 

  烧造时间: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一年。 

  烧造地点:现开封市陈留镇。 

  烧造数量:3000件左右。 

  器物特征:全部为新创陶瓷质礼器。无日常生活用瓷。 

  假设二: 

  南宋官窑 

  “靖康之难”后,宋朝的正规军基本崩溃。每天都有文臣武将叛乱、投降、战死、逃跑的消息。赵构利用金兵北撤的间隙,迅速整合力量,稳住了局势,表现了杰出的政治才干。除了外忧,赵构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内患。许多人认为他的天子地位有问题,钦宗并没有退位,传国玉玺是张邦昌给的,而张是金人封的皇帝等等。赵构没有退路,他是唯一可以出面收拾残局的皇子,是仅有的一面可以凝聚人心的大旗。 

  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到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近 

  20年中,赵构有个突出的特点—酷爱祭天地。只要有口气,到了日子就祭,没有祭天地的瓷器就烧。祭天地,与上苍与大地对话,这是真命天子才有的特权。在这动荡的20年中,每次的郊祀典礼都在宣示着赵构的正当性、合理性,都在加强着南宋将士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 

  祭天地大典成了赵构手中的强大政治武器,而陶瓷则是这精神利器的载体。 

  绍兴十一年,“绍兴和约”签订后,赵构面对着经济上的千疮百孔,政治上的思想混乱状况,发出了:“周礼不秉,其何能国?”的感慨。政治的需要,政治举措的礼仪化,礼仪化的政治举措,是南宋官窑产生的唯一合理解释。 

  南宋官窑的具体情况如下; 

  主管机构:绍兴府余姚县。 

  历代称谓:南宋晚期称其为“余姚窑”。 

  烧造时间: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一年。 

  烧造地点:现慈溪市古银锭湖遗址。 

  烧造数量:总数在100件左右。 

  器物特征:参照聂崇义《三礼图》老款式,全部为礼器。 

  主管机构:绍兴府余姚县;历代称谓:南宋晚期称其为“余姚窑”。 

  烧造时间: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一年。 

  烧造地点:现慈溪市古银锭湖遗址。 

  烧造数量:总数在800件左右。 

  器物特征:参照聂崇义《三礼图》老款式,全部为礼器。 

  主管机构:平江府。 

  烧造时间: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一年。 

  烧造数量:近万件。 

  器物特征:陶质,仿北宋“新成礼器”中祭祖青铜礼器样式,部分外表髹漆。 

  烧造地点:现无锡市惠山地区。 

  主管机构:礼器局。 

  主管官员:段拂、王鈇、王晋锡。 

  历代称谓:绍兴十六年后称其为“礼器局制礼器”。 

  南宋中晚期称其为“内窑”、“官窑”。 

  元代及以后时期称其为“官窑”,“修内司窑”、“南宋官窑”。 

  笔者认定新名:绍兴礼器局官窑。简称:礼器局官窑。 

  烧造时间: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一年。 

  烧造地点:现杭州市万松岭东麓下,原杭州卷烟厂建筑工地遗址,绍兴年间“修内司营”所在地,南宋中晚期的“修内司”所在地。 

  烧造数量:3000件左右。 

  器物特征:完全按照北宋“新成礼器”款式,全部为瓷质礼器,没有日常生活用具。釉面呈透明莹澈状与北宋官失透玉质状有别。 

  (五)主管机构:临安府。 

  历代称谓:南宋晚期称其为“新窑”、“官窑”。 

  烧造时间:绍兴十九年七月至南宋晚期。 

  烧造地点:现杭州市郊坛下遗址。 

  烧造数量:早期以“添修”为主。随着原有瓷质礼器的损坏,烧造品种与数量均有所增加。 

  器物特征:除了瓷质礼器,增加了官廷日常生活用具及面向市场 

  的品种,呈多元化。 

  假设三: 

  元代官窑 

  1260年至1264年期间,蒙古帝国同时存在着两位“大汗”,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两位“汗”是亲兄弟,但在政治上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主张,忽必烈予以“汉法”治天下,阿里不哥予以“蒙俗”治天下。争论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的,忽必烈战胜了阿里不哥。 

  1271年,忽必烈正式改国号为“大元”。 

  1272年,忽必烈定首都为北京(时称大都)。 

  1275年(至元十二年)十二月,太常议定设天坛,“于国阳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帝袛位二,行一献礼”。即现北京天坛祈年殿位置。元朝第一次使用了天坛、地坛的名称。第一次规定天坛为三层四阶。第一次用砖石筑坛。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毁去元大都天坛,在其址建大祀殿。明嘉靖九年(1530年)在大祀殿以南新建天坛祭天。嘉靖二十年(1541 年)改大祀殿为大享殿(祀谷坛)。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至十八年(1753年)改大享殿为祈年殿。 

  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天坛初次使用。遣司徒兀都带率百官为大行皇帝告天请谥。 

  1302年(大德六年)于天坛遣左丞相哈刺哈孙摄事,合祭昊天上帝,皇帝祗,五方帝于南郊,为摄祀天地之始。 

  1277年(至元十四年)忽必烈下诏建太庙,于1280年建成,位置在大都朝阳门内以北。 

  1306年(大德十年)于北京(大都)正式修建孔子庙。 

  1307年(大德十一年)大元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 

  元官窑正是应这些重大政治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 

  制作这些礼器的指导思想与宋朝相差无几,有些词汇是照搬,“反始报本”、“侍天以诚”,“器用陶匏”,等词汇频频出现在太常议论中。 

  主管机构:元朝太常礼仪院。 

  历代称谓:当下称其为修内司窑、南宋官窑。 

  笔者认定新名:元代官窑。烧造地点:现杭州市凤凰山下老虎洞遗址。 

  烧造时间:公元1300年设窑试制,1321年烧成元朝瓷质礼器。窑火熄灭于1358年,历时58年。 

  器物特征:器型高大(超出宋代礼器10厘米以上),烧成温度高(超出宋代礼器30℃),礼器为主,圆器多,方形器极少,器型多取自汝窑,宋官窑,但均有变化。 

  “最强有力的阻碍人们发现真理的障碍,并非是事物表现出的,使人们误入迷途的虚幻假象,甚至也不直接是人们推断能力的缺陷。相反是在于人们先前接受的观念在于偏见;它作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先验之物,横亘在真理的道路上,因而,就像一股逆风,使航船难以抵达彼岸,以致船舵和风帆的劳作化为泡影”。—叔本华— 

  求证一 

  政和礼制局官窑探源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指出“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史学大师陈寅恪有吾华古代于赵宋瑧于“造极”之论。 

  英国汉学家巴兹尔·格雷说“宋代的一般形象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暗含着理智主义的静雅风格。此后历代无一不是一再地回到这个时代来寻找古典文化的踪迹”。 

  澶渊之盟(1004年)签订之后,宋人摆脱了战争的困扰,边境上“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商业、手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快速的经济发展应是一种将宋朝在社会与文化推向愈加远离古代传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然而,在这风云际会的历史大变革当中,宋人的思想意识里却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排斥汉唐,返回三代的复古思潮。 

  宋朝是以不流血的柔性政变方式取得政权的,同五代十国各国的夺权方式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宋统治者把如何保持政权的稳定当做头等大事来抓,总结历史经验,找出江山永固的治世良方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在许多史书里,宋朝是个糟糕透顶的时代,往往与秦朝并列为“孤秦陋宋”,与“炎汉盛唐”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宋人从骨子里是瞧不起汉唐的。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唐人吟富贵诗,多记其奉养日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惯休《富贵诗》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围为帐,尚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沈括之言语极为刻薄,认为唐人只不过是一些没吃过见过的人而已。 

  范仲淹认为:“秦汉以来三代制度不存,才导致士民蝇营狗苟,骄奢溢逸之风流荡不返”。 

  欧阳修认为:“由三代之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由三代之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复古思潮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的《上仁宗论谨习》奏议,详尽的从历史角度论证礼制为治国之根本,进而指出复兴三代礼制的必要性,为礼器制度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司马光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 昔三代之王,皆习民以礼,故子孙数百年享天之禄。。。。。。降及汉氏, 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明节,以行义取士,以儒术化民。。。。。。自魏晋以降,人主始贵通才而贱守节,人臣始尚浮华而薄儒术,以先王之礼为糟粕而不行,以纯固之士为鄙朴而不用,于是风俗日坏。。。。。。至于有唐,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帅者,朝廷不能讨,因而抚之,拔于行伍,授以旄钺,其始也,取偷安一时而已,及其久也,则众庶习于闻见,以为事理当然,不为非礼,不为非义。。。。。。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机,征伐刑赏,断于圣主,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自景祐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 凡此数种,殆非所以习民于上下之分也。。。。。。臣愚以为陛下当奋刚健之志,宣神明之德。。。。。。使礼义兴行,风俗纯美,则国家保万世无疆之体,犹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一股思潮形成后,总要寻找突破口,付诸于实际行动;矛头的重点是当时使用的礼器法物,并将当初制定礼器的聂崇义等人拉出来批判。 

  大儒们认为现行的礼器法物“皆循唐故”。“与郑注多相违异”。 

  “率意定其制”。与三代礼器不符,应进行改革。 

  神宗朝(1068年—1085 年)详定官陈襄言:“国朝大率皆循唐故,至于坛壝、神位、法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其间情文讹舛,多戾于古。盖有规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请先条奏候训,敕以为礼式。” 

  校书郎贾安宅言:“崇义图义皆诸儒臆说,于经无据。国子监三 

  礼堂实存图绘,下至郡县学间亦有之,不足示学者。宜诏儒臣编次,方今礼乐新制器用,宜绘于图,著其义,具为成书颁焉。诏《三礼图》及郡县学绘画图象并改正,旧所绘两壁《三礼图》并毁去。” 

  聂崇义,洛阳人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显德年间(955-959 年)奉周世宗柴荣之命,详定郊庙祭器。几年研究考证完成之时,已是大宋天下。丙寅年(966年)崇义将研究成果呈献给新帝太祖。太祖命太子詹事汝阳尹拙召集众儒臣共仪。拙多所驳难,崇义复引经解释,后经工部尚书窦仪裁处然后颁行。 

  聂崇义设计的郊庙祭器为统一的木质,样式均为木杯桶状,杯体上画个象即为象尊,画个鸡样即为献尊。只有铏为铜质。 

  崇义生于五代乱世,那时的财力物力技术水平,可供参考书籍与 

  100多年后的状况均不可同日而语。在那种情况下,能把场面撑下来就已经不错了。但政治运动是不管这些的,现在看着当时的东西,谁都可以指三道四挑出毛病来。 

  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一个卓然独立的文化传统。其礼器法物体系庞大,内容繁杂。 

  今人常将“礼乐”混为一谈,其实是两回事,“乐”讲的是和谐,团结,众人一体;而“礼”讲的是差别,阶级,上下有序。 

  “乐”部分包括:乐谱,乐器,乐工。 

  “礼”部分包括:郊庙祭祀礼器,卤薄用品(车辆,旗帜,仪仗用品),帝后百官服饰冠帽等。 

  世间万事,动动嘴,议一议是容易的,但真正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破旧”不一定就能“立新”,“破”字当头,“立”也并不一定就在其中。建立一个新的礼乐体系是一件艰苦漫长的过程。《宋史》认为“锐意稽古”的努力始于神宗朝。结束于政和六年, 

  历时48年。期间,观念上的诸多分歧导致了设计方案的冲突,以致改革屡屡受挫。以司马光与范镇为例“光与镇平生大节不谋而同,惟钟律之论往返争议凡二十余年,终不能相一”。众说纷纭,“屡作而无定”现象一直延续到徽宗早期,期间还闹了不少笑话。有一个叫魏汉津的混混,说笛萧管乐器音孔的距离与当今皇上的中指三骨节之间的距离是一致的。只有请来皇上的指距,管乐之音方能订的准。结果请来皇帝中指距离后根本不管用,因为竹管的粗细不同,距离也就不一样。成为一时笑谈。 

  太常的歌工有许多混饭吃的,高音唱不上去,这些人怕穿帮,便私下贿赂铸工,让他们把响器的调门放低些,歌工们唱上去了,但整个歌曲听起来非常沉闷,一点儿不激昂。 

  徽宗在文化领域的领导能力是高明的,具有洞察力的,在他的指导下礼乐改革运动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徽宗在《政和五礼新仪》序中言:“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有不可施于今,则用之有时,示不废古。。。。。。 有不可用于时,则唯法其义,亦不违今。。。。。。因今之俗,仿古之政,以道损益而用之,推而行之”。 

  这一制作礼器法物的“宋代法则”可说是打破了千余年来礼器制作中陈陈相因的说法,建立了一条将古代法则引入当代制度的渠道,有着贯通古今的立意与精神。 

  徽宗一朝的礼乐改革是稳健的,有条不紊的,行之有效的。工作分为四个方面进行: 

  1。礼乐分开 

  音乐属于比较抽象的范畴,争论起来云山雾罩,各说各话。而礼器都是具像的实物,意见容易统一。“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于是礼乐始分为二”。以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现在是礼乐分开“兄弟上山,各自努力”了。此措施大大加快了改革的步伐。 

  2。收集三代铜器 

  “复兴三代礼器”要有三代实物做样本,没有实物,等于空话。 

  议礼官薛昂奏:“有司所用礼器如簋簠之类与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今朝廷欲订正礼文不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资焉,欲乞下州县委访问大夫或民间有蓄藏古礼器者,遣人即其家,图其形,制送议礼局,从文”。此番话讲得很客气,官家没有的铜礼器,将个人的画个图样送到议礼局就可以了。可下面执行起来就走了样。叶梦得《避暑録话》云“宣和间,內府尚古器,士大夫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多争寻求之,一日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争搜剔山泽,发掘坟墓,无不所致”。 

  “搜剔山泽”四字传神之及。看来大规模的挖坟掘墓运动自古有之。 

  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载:“大观诏求古器之初,朝廷收藏的大小古器已有500多件。到政和间,收藏古器已达到了6000多件,且多是三代器,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了”。 

  这些三代铜器,是政和新成礼器铜质礼器与瓷质礼器的源本、基础、出处。原汁原味的古朴典雅庄重的造型,利用宋代先进的生产技术,使传统的礼器登上新的艺术高峰,达到无法超越的极限。 

  这次规模巨大的征集活动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中国第一次收藏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宋朝礼乐改革运动中的一部分准备工作而已。 

  3。编辑古物样书 

  《铁围山丛谈》卷四载“及大观初,乃傚公麟之《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五百有余。”又谈及“李公麟。。。。。。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传流至元符间”。又记及徽宗对该书“大崇尚”,诏仿效其书修博古图。 

  《宣和博古图》原为《宣和殿博古图》。成书于大观初年,也就是1108年前后。这部“焕然大备”书籍“乃由徽宗亲御翰墨,王黼为编纂之人”。 

  此书“裒集三代盘匜壘鼎,稽考取法以作郊庙礼祀之器。。。。。。”。 

  《宣和博古图》非一般文人所撰之书,乃徽宗“御笔”,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减少了争论,加快了制作的步伐。 

  4。设局制造 

  《宋史》在:“议礼局,大观元年,诏于尚书省置,以执政兼领…… 

  应凡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政和三年《五礼仪注》成,罢局”。政和三年(1113年),“罢议礼局”,“置礼制局”。每当有重大造器计划时,宋政府常常组织专门人员组成临时机构负责。“因事设局,事毕撤除,”是其一般管理及工作模式。这标志着讨论结束,进入了制造的冲刺阶段。 

  礼制局人员众多:详议官七名,检讨官十六名,制造局三十余名。 

  《宋史》载,黄葆光言到“如礼制局详议官至七员,检讨官十六员,制造局达三十余员,岂不能省去一二,上副天子之意?” 通过以上四个步骤,使礼器改革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永乐大典》引《郊庙奉祀礼文》记:“礼院仪注,庆历七年, 

  礼院奏准修制郊庙祭器所状。。。。。。臣等参详古者祭天,器皆尚质,盖以极天下之物,无以称其德者。。。。。。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臣等谨案,礼记曰,礼以少为贵,以其内心者也。精致观天下之物,天可以称其德者,唯至诚为可以报之。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藁秸,因天地自然之性。” 

  庆历七年为1047年,仁宗朝。在这里“瓦”指的是陶器。“瓦登”乃是一种高脚盘,木质为“豆”,陶质为“登”。 

  《宋朝仪注》载:(元丰六年)“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樿用白木,以素为质,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用龙杓,未合于礼意。请圜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樿为杓。” 

  元丰六年为1083年。 

  《宋史》载:“元丰六年(1083年)详定礼文所言,本朝昊天上帝,皇帝祇,太祖位各设三牲,非尚质贵诚之义,请亲祀圜丘、方泽,正配位皆用犊,不设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摄事亦如之。又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龙杓请改用陶,以樿为杓”。 

  《宋会要辑稿》记:“(大观)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议礼局言。。。。。。 又言祭法曰燔柴于泰坛祭天地,瘗埋于泰折祭地也,诸儒皆以谓祭天即南郊,所祀感生之帝,祭地即北郊,所祭神州之神。历代崇奉以为天地大祠。故牲以茧栗,席以藁鞂,已合古礼,而所用之器与宗庙同, 则为非称,伏请自今祠感生帝神州帝祗并用陶匏”。 

  大观四年为1110年。 

  宋朝以来,“尚质贵诚”的思想绵延不绝,在强大的复古思潮推动下,在徽宗得力高超的指导下,终于修成正果。 

  大观四年议礼局的奏折犹如最后通牒,“伏请自今祠感生帝神州帝祗并用陶匏。”从今年起祭天地一定要用陶瓷礼器,因为与宗庙所用礼器一样材质是“非称”行为。《续资治通鉴长篇拾补》载:“政和三年诏。。。。。。比裒集三代鼎,彝、簋、簠、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器载之于图,考其制而尚其象,与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祭以类而求之,其失若此,其能有格乎?诏有司悉从改造。若宫室、车服、冠冕之度,昏,冠,丧葬之节,多寡之数,等衰之别,虽尝考定,未能如古,秦汉之敝未革也。夫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今无礼以齐而刑施焉?朕甚闵之,可于编类御笔所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朕将亲览,参酌其宜,蔽自朕志,断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 

  看到古礼器与当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和,徽宗是真怒了。 

  “朕将亲览”,“断之必行”。 

  据蔡絛记载:“大观诏求古器之初,朝廷收藏的大小古器已有五百多件。”这与“凡五百余器载之于图”是相符的。“大观初,乃傚公麟之《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是真实可信的。 

  政和四年四月甲戊,“礼制局制造所乞进呈所制造冬祀礼器。” 

  “冬祀”指的是冬至日祭天大祀,“新成礼器”必是陶瓷质礼器无疑。 

  政和六年(1116年)是北宋朝廷礼乐改革工作全部胜利完成的年份。在南宋的官方史料中有大量记载。称其为“政和六年新礼”, “政和六年旧制”,所造郊庙礼器为“新成礼器”或“礼制局制礼器”。 

  《皇宋通鉴长编记事本末》载:“宣和二年六月甲午,诏:‘礼制局制造所各支过钱物数浩瀚,可并限一月结绝’”。 

  “二月癸末,诏礼制局制造所等官并罢”。 

  礼制局自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设立,于宣和二年(1120年) 

  二月罢。结算工作于1120年七月完成。“新成礼器”的制造工作整整历时七年。徽宗不是小气之人,但也感叹“各支过钱物数浩瀚”可见没少花钱。 

  蔡京之子蔡絛言:“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钟,而后得以作大晟。及是,又获被诸制作,于是,圣朝礼乐,一旦遂复古,跨越先代。。。。。。” 

  徽宗朝礼官翟汝文后人翟耄年写到:“明年获錞越,三月甲子获 

  宝簋。帝承天休宪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彝器。凡祀园丘,祭方泽,享太室及祢宫诸器,命我先人典司制作,肇新宗器。。。。。。于是一洗汉唐诸儒臆说之陋,万世而下始识三代尊彝之制。。。。。。”。 

  这是一批承上启下、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可惜她存世的时间太缺暂了。 

  《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谕宰执曰: 

  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是啊,赵构是最有资格讲这话的。赵构生于1107年,建炎二年1128年,那时他已经二十二岁,其父制作的郊祀陶瓷质礼器—北宋官窑器,他是继承者、使用者、丢失者。当然,亦是复原者。 

  新成礼器中祭天地礼器是陶瓷质的,这批礼器后人称为“北宋官”。 

  “建炎二年郊祀大礼,其所用祭器并系于东京搬到新成礼器。。。。。。渡江尽皆散失”。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赵构仅带了杭州制置盗使王渊数人从扬州急速出逃,乘小舟逃往镇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乘舆服饰,官府案牍,无一留者。上至镇江,宿于府治,从行无寝具,上以貂皮自随,卧覆各半。”“时事出仓卒,朝廷仪物悉委弃之。。。。。。 遂失太祖神位”。 

  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礼部侍郎陈与义言:“太常寺申勘昨建炎二年郊祀大礼,其所用祭器并系于东京搬到新成礼器。。。。。。渡江尽皆散失”。 

  政和四年(1114年)制造,建炎三年(1129年)“散失”,这批珍品在世上只存在了15年。“新成礼器”于徽宗手上制成,于高宗手上散失,似乎是一件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史实。宋官窑产品与民窑产品有诸多本质上的不同。官窑产品不是商品。《礼记·王制》曰“宗庙之器,不粥于市”。(此处粥当“鬻”讲,卖之意) 

  宋代是个“百器惟新”的时代,而开封又是引领风潮的源头。这里是官方手工业集中的地方,有着许多能工巧匠。更重要的是许多身居高位的名师大儒非常热衷于器物的设计改造。蔡襄设计的龙凤茶饼风靡一时,苏颂制造的天文仪器众人称奇,燕肃制作的指南车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不仅是大臣们,皇上本人就是这支队伍中冲在最前面的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枕投入到新器物的设计创造过程中。而这种氛围正是北宋官窑瓷质礼器得以产生的保证。 

  面对着《宣和博古图》与越收越多的三代青铜器实物,陶瓷质礼器设计只有两条道理可走: 

  模仿与创新。 

  模仿的话,抛开当时技术上的困难,充其量,造出的只不过是“瓷质的青铜器”。创新的话,如何即保持青铜的韵味又能突出陶瓷的特点,造出带有“青铜器韵味的陶瓷礼器”?这是一项具有极高挑战意义的难题。 

  北宋人是智慧的,他们“循铜之意勿泥于铜”,“因今之瓷,仿铜之政。”没有将那些凝聚于古代青铜器上的“传统”固态化,僵硬化及对象化;而是将其分解,切割粉碎,从中剥离出那些符合宋代的 

  “民族个性”的文化元素后,进行了全新材质的创作。 

  关于政和礼制局窑场与绍兴礼器局窑场所生产的瓷质产品中除 

  了礼器品种外是否还有“满足皇帝及宫廷所需的个人玩好”产品种类的问题,笔者以为是没有的。产品很单纯,就是礼器。秦大树先生关于此题有过精彩的描述,他指出:宋初期,当草创阶段,即文献所说的“奉安”各种坛庙的时期,朝廷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完备各种制度和秩序,尤其是礼乐制度。这一点是当时宋朝君臣的共同认识。《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二记载:“徽宗大观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议礼局言:伏闻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备祭器。庶羞不踰于牲牷,燕衣不踰于祭服。自公侯达于比闾,所以致孝于其先者如此。”此条在南宋时也被后来的臣僚反复引述过,以劝戒南宋初的统治者。可见,按固有的礼俗,宋朝的统治者在礼器、仪仗等项未备之时,是不会先去制作“个人完好”的。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一一引《中兴礼书》的长篇记载中看出:“绍兴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礼部太常寺言给事中段拂劄子,奏:臣闻记礼者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家造祭器为先,盖祭以事神器,以藏礼奉祀宗庙,足以隆孝飨宠锡勋劳,足以昭庆泽。。。。。。。靖康以来郊禋庙飨器用之设未备。窃考政和会要,礼制局建言,太庙陈列祭器尚袭有唐制度之陋。乞尽循周制然后议五庙三庙祭器名数。恭惟陛下钦崇祀事,垂意典章,凝土范金,制作高古。稽考博通于载籍,览定悉自于宸衷,庶事备矣。当及此时,釐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庶几多寡适宜有所依据,伏望圣慈更付礼官详加讨论。诏依。礼部太常寺今讨论:谨按《周礼》。。。。。。(以下是具体的制度和数量)乞下礼器局照会增造,诏依。”根据上引文献,我们看到,在绍兴年间,宋廷君臣上下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完备各种制度和相关的器物,尤其是在制作礼器上。赵构以康王在“靖康之变”后入继大统,建炎三年(1129年),在金兵的追袭下仓皇渡江,随后在杭州发生了“苗刘之变”,事变之初,部分重臣和握有重兵的大将都曾观望过事态的发展。说明南宋政权之不稳定性。建立礼制,正是巩固自身统治权威的重要举措。 

  《宋史》卷九八《礼志一》载:“南渡中兴,锐意修复,高宗尝谓辅臣曰:‘晋武平吴之后,上下不知有礼,旋致祸乱。周礼不秉,其何能国’。”一语道破其所虑,具体到器具上,所谓“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 

  “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在祭器未修好之前,连日用器具和饮食器都不能制作,何况“个人玩好”呢。甚至,南宋官窑的机构,最初应就是为制作礼器而建立的。 

  《通典·吉礼》曰:“礼神之玉以苍壁,其牲及币,各随玉色。” 其注云:“盖取象天色也。” 

  《周礼》讲:“以苍壁礼天。。。。。。”,“苍”者指天青色与深蓝色。 

  北宋人之所以选择青瓷作为郊祀礼器,其釉色亦是决定性因素。 

  北宋官窑礼器那简朴、淡雅、清朗的釉色,那端庄,隽永、高贵的造型使其成为了宋人献给苍天后土的珍贵礼物,也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绝品。 

  有位哲人讲:“感觉到的,并不一定能理解;只有理解了的,才能更深刻的去感觉”。 

  今人要想理解宋人的物质世界,不走进宋人的精神世界是绝对不可以的。那种“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行为只能导致出许多经不起历史考验的荒诞谬论。宋瓷学术谬论的重大特点是不能自圆其说,相互矛盾。今日学术界喜欢“盖棺定论”者甚多,但事实逼得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将棺盖启开重钉。 

  孔子讲:“惟祀与戎,乃国之大事。” 

  “戎”讲的战争,“祀”指的是祭祀天地先人。“祀”排在戎的前面,可见古人对其的重视程度。对于现代人而言“戎”好理解,战争嘛!国家大事;“祀”难理解,这焚香祷告怎么成了国家头等大事了呢? 

  若想理解古人的物质世界,必要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那里有着合理的答案。 

  天地祭祀 

  在人类早期,生产力低下,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差, 

  对许多现象无法解释。面对刮风下雨,日落日出,冬寒夏暖,洪水海啸等危及人类安全的困难无法避免,无法克服。于是古人把自己与自然等同起来,把所有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都人格化,认为“万物皆有灵”,相信天地之间有神灵的存在。古人开始祭祀,崇拜神灵,希望以人类的虔诚感动神灵为人类赐福,消灾解难。中原地区在原始社会后期已形成“天”为最高自然神的观念。夏商周时期便形成以天为最高神的庞大体系。认为天神拥有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利和直接的神秘作用。在传统哲学中形成代指最高规律的“天”“天道”“天命”概念。 

  历史上,礼制最完备者达到顶峰的就是周礼了。而在此之前,有位叫颛顼的上古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活动。“绝地天通”是其主要的理论。他将人神,天地分开,剥夺了平民与天神沟通的权力,求神祈福与天相通成为贵族及为他们服务的巫师的专利与特权。当时主要意识形态的宗教被少数人垄断了。 

  商以前,“天”字作“大”字讲,对“天”的称呼是“帝”。周灭商之后,周统治者把帝与天分开,只称至上神为天,把敬天的思想扩大化了。统治者把天的地位提高到至高无上的程度,认为天是最高的神灵,天主宰着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天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人只服从于天命,而人间社会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奉天命来统治人间的,是天的儿子,是“天子”;这样天子就借着天的力量而成为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威了。 

  随着时代的演变,对于天有多种尊称: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上天,天帝,天父,皇天等。宋朝称其为“感生之神”,是主宰宇宙万物的最高神灵。 

  《礼记·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金木水火土)”只有天子才有祭祀天地的资格与权力。臣子祭天地是谋反的大罪。万能的天只有天子一人才能沟通,并将其喻为“父子关系”。与天神并行的是地神。古人认为:“王者父天母地”。《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释名·释天》曰:“土,吐也,能吐生万物也。”大地,尊称地示,地祗。宋人称神州之神。 

  古人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南为阳,北为阴,故祭天要在南郊,祭地要在北郊。 

  祭天的时间应在冬至之日,因为冬至开始白天一天比一天长,天气转暖,为阴衰阳盛之始。祭地的时间在夏至之日,因为夏至起白天一天比一天短,天气转凉,为阳衰阴盛之始。符合古人“顺阴阳之位也。” 

  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祭天的坛要造成圆形,称为“圜丘”;祭地的坛要造成方的,成为“方丘”。 

  祭天要用“燔柴之祭”。即在圜丘上堆积柴草,将玉帛,全牲放进焚烧,冒出的烟气上达天庭使上天歆享到天子的奉献。 

  祭地的礼仪与祭天相同,但祭法不同,称为“血祭”。即将祭牲的血浇灌于地,将玉帛与全牲掩埋于地下以飨地神。 

  祖先祭祀 

  祖先崇拜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崇拜之一。人们相信祖先的灵魂不灭,而且是超自然的;子孙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得到祖先的赐福与保佑。 

  “庙祀”指的是皇帝祭祖宗。与郊祀有着两项明显的区别: 

  1。祭祖宗是君臣庶人都可以进行的祭祀活动,而不像“郊祀”仅是皇帝一人可以做的。君臣民的区别在于祭器的数量。 

  2。祭祖要在屋内进行,而不能像祭天地在露天之地。 

  《道典·吉礼》注曰“庙,貌也。宗庙者,先祖之尊貌也”。建一座房子,里边挂上祖先的画像,即庙也。这是为先人灵魂提供的寄寓之所。(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出现演变,如到宋代就成了牌位了)。 

  《左传·庄公十八年》曰“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皇帝与臣子的差异在数量上。《礼记·王制》曰“天子七庙。。。。。。 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王七庙之外尚有两祧。两祧以上的远祖就称为“鬼”了,不再祭祀。 

  向下祭祀也有区别,天子往下可到“来孙”,即第五代,诸侯向下可祭至三代,大夫向下祭两代,士与庶民只到嫡子一代。 

  家庙祭祀 

  家庙,指的是被赏赐的大臣们祭祀自家先人之所在。周朝时,依据官职,有三庙五庙之别。但在后期,起码在唐朝时此制度便不执行了。重建此制度的是北宋徽宗一朝,属于“政和六年新礼”的一部分。铜质祭器均由皇家机构制造给赐,式样与皇家礼器一样,只是数量上“等减”。 

  《宋会要辑稿》载,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礼制局言:“。。。。。。 群臣三庙五庙所用之器,以此为等降之数,从之。先是,诏造祭器颁赐宰执,下礼制局,故有是诏。十月二十七日,礼制局言近奉诏讨论群臣家庙所有祭器,稽之典籍,参定其制。。。。。。诏礼制局制造,取旨给赐。” 

  《宋会要辑稿》载“。。。。。。诏令礼器局造秦桧家庙祭器。。。。。。。 臣僚家庙给赐祭器依政和六年旧制。” 

  此项制度恢复重建于政和六年,盛行于高宗朝,成为皇上拉拢激励重臣的手段。 

  北宋徽宗朝被赐家庙铜质礼器的有:蔡京,郑居中,邓洵,余深,候蒙,童贯等。 

  南宋高宗朝有:秦桧,王渊,吴益,杨存中,虞允文,史浩等。 

  此项制度没有坚持多久,孝宗晚期就产生了许多变化。 

  《宋会要辑稿》载:“(淳熙八年十月十二日)今来特赐韩世忠家祭器,止令有司精细制作爵勺各一给赐本家,余令礼官定合用礼式,画图成册给付本家,并用竹木,从之。” 此时的变化太大了,爵勺为铜,其余的竟然让自己用竹木做了。 

  祭祀对象 

  北宋朝廷祭祀的对象很多,一年四季的活动不断。其中最全面, 

  概括性最强,最为隆重的当属三年一次天地祖宗合祭。这是举国上下关注,倾全国财力排在首位的大祀。 

  《宋会要辑稿》载:“一神位系昊天上帝皇帝祗配以太祖太宗皇帝共四位,并天皇大帝神州地祗已下从祀共七百六十七位,共计七百七十一位。。。。。。”这“七百七十一位”在史料中出现多次,多为南宋史料。因为北宋史料查不到,而南宋史料都称来自“政和六年旧制,” 故采纳之。 

  正位是天地太祖太宗四位,以下七百六十七位分为三个系列。 

  天系列: 

  一等神自然是天皇大帝;二等神为日月星辰; 

  三等神为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 

  (司中主资功,司命主灾昝,风雨师主人间风雨之事)地系列: 

  一等神为神州之神; 

  二等神为社稷,五祀,五岳。 

  (社指的是土地之神,稷指五谷之神;五祀指金木水火土,五岳即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 

  三等神为山川林泽,四方百物。 

  祖宗系列: 

  太祖太宗自然是一等的。兄为开国皇帝,弟为掌权皇帝。以下为历代皇帝。 

  《礼记·祭法》曰:“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凡是为民众树立典范,为公众献身,为安邦定国立下功劳,能抵御大灾害,能制止大祸患的先人便要祭祀。 

  历山氏的儿子农,教会人民种植百谷,被尊为稷神;共工氏的儿子后土,平治九川,被称为社神;帝喾制定计时之法,尧爱护百姓,鲧禹治水,黄帝命名百物,颛顼、契、冥、汤、文王、武王等均为祭祀对象。始祖也要祭祀。《通典》载“太昊配青帝,炎帝配赤帝,轩辕配黄帝,少昊配白帝,颛顼配黑帝。” 

  对先师大儒们也要祭祀;周公、孔子及四配十哲、左丘明、刘向、郑玄、荀子等人。 

  宋代还实行“配飨”制度。《通典·礼十》曰“功臣配食于先王。” 

  太祖配赵普,曹彬,太宗配薛居正,潘美,石熙载,真宗配李沆,王旦,李继隆,仁宗配王曾,吕夷简,曹玮,英宗配韩琦,曾公亮,神宗配富弼,王安石,哲宗配司马光。 

  这七百七十一个牌位,代表着宋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据笔者估算,天地系列约151位左右。祖宗系列约在620人左右。 

  这涉及到礼器的瓷铜质比例。 

  祭祀礼器 

  《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于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将粮食烤一烤,将肉撕开,掘地为坑当酒樽,以手捧饮;敲着土筐为节奏,也可以达到敬鬼神的目的。 

  向鬼神行敬必通过饮食,而盛饮食之器便是礼器。人类早期的礼器不过是日常生活中所用极其简陋的器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礼器制度。 

  礼器最初是用陶土烧制而成的,上面有刻画彩绘的图案。进入西周,青铜器成为重要的礼器,类型繁多,数量巨大,造型庄重华丽,纹饰优美精湛,且有着丰富的铭文内容。 

  礼器主要分四大类:食器,酒器,乐器与玉器。因乐器、玉器与陶瓷关联不大,故只讲食器与酒器。 

  食器分为两部分—烹煑器与设食器。 

  烹煑器最著名的是鼎,《说文解字》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也有四足方鼎,作用与现代的大锅相同。先用白水将肉煮熟,然后用匕(一种尖头取食器)取出放到馐鼎内再加工。郑玄曰“。。。。。。致滋味乃为羞(馐),”馐指放了调料盐的滋味鲜美的汤汁,食用前用“匕”将沾有馐汁的肉放到俎(一种类似小板橙式的食案) 上进食。 

  鬲为煑粥器。 

  甗为蒸饭器,两部分组成,上为甑,下为鬲。 

  簠簋敦均为设食器,盛放黍,稷,稻,梁。 

  (黄米,小米,大米,谷类粮食)相当于现代碗。 

  豆为高脚小盘,类似于现代的碟盘,主要盛放咸味的食品。如:腌韭菜,肉酱,昌蒲根,糜肉酱,腌蔓菁,带骨的鹿肉酱等。 

  铡为盛放汤类器皿。 

  笾为柳条编的小篮,用于盛放枣类,栗子等干果。 

  酒器包括盛酒器与饮酒器两种。尊,壶,卣,壘为盛酒器;爵,角,觚,觯为饮酒器。 

  丰为饮酒器托盘,篚为竹编的盛放用过的酒具的大筐。由于王朝的更替,典礼制度的变化,习俗的相互影响,礼器的材质,器型,名称又有了许多新的变化。 

  北宋初期的礼器是由聂崇义设计的。有两个特点: 

  1。是祭天地礼器材质与祭祖宗礼器材质是一样的,皆为木质,只有铡为铜质; 

  2。礼器样式简单,只不是桶式杯上画了些花纹。这些现象引起复古派极大的反感,强烈要求改变现状。 

  “政和六年新成礼器”有两项重大的变革: 

  1。是材质上的改变。 

  2。是样式上的改变。 

  材质上的改变指的是祭祖用的礼器须用铜质,祭天地用的礼器须用陶瓷质。 

  样式上的改变指的是祭祖用的铜质礼器运用宋代的技术要表现出夏、商、周、秦、汉青铜器精华的风采,祭天地用的瓷质礼器也要体现出三代青铜器精品的神韵。这便是宋代器物受到历朝历代人追捧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北宋人一定要用陶瓷来做祭天地礼器呢?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礼记·郊特牲》载“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绣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槁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贵其质也。大圭不琢,美其质也。丹漆雕几之美,素车之乘,尊其朴也,贵其质而已矣”。 

  美酒虽甘醇,但洁净的清水却排在前面,因为水是五味之本;文织绵绣虽然华丽,却要以粗土布为上,这是对原始女工的追思;精细柔软的竹蓆虽舒适,但祭祀时却要用古老的草垫子,这才是明智的。好的羹汤不必放调料,好的玉圭也不必去雕琢,车辆也不必刻意装饰。以朴素为尊,以俭质为贵。 

  北宋时期,是贵“金玉”而贱瓷器的。瓷器只不过是一把土而已, 

  价格也很便宜,是一般平民百姓都用得起的器皿。但它恰恰符合了“尊其朴”、“贵其质”的要求,从而成了天子向上天表示诚挚心意的礼器。“凝土为质,陶以为尊,而已用于禘袷而报本,反始之意寓焉。” 这里的“报本”为报答根本,“反始”为返归原始之意。 

  从政和六年起,陶瓷质礼器正式登上了祭祀天地的坛台,成为了 

  “天下第一礼器”。从此陶瓷制品这一极普通的器皿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这批礼器则成为后世人追求的至宝,圣物。人们流传着:“识得官窑面,江山坐一半”,以示其珍贵难得。 

  求证二 

  新成礼器材质考 

  新成礼器到底包括几种材质?其中有没有瓷质礼器?瓷质礼器在北宋的祭典活动中占据什么地位?答案非常重要,可以像一把利剑,一剑封喉,置北宋官窑于死地; 

  也可以象一座稳固的桥梁,将北宋官窑送达成功的彼岸,抖落身上的尘埃露出它高贵的真颜。 

  杜正贤,周少华先生著《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讲:“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仓惶南渡。。。。。。朝廷若再行祭典活动。。。。。。都不可能像北宋时大置新铸铜礼器。。。。。。陶瓷器在北宋朝廷的日常生活和祭典中并非主要的器具。。。。。。”。 

  秦大树教授《老虎洞官窑性质刍议》写道:“。。。。。。不过徽宗时期实际制作的陶瓷礼器数量并不多,尤其是在宣和年间颁行《宣和博古图》后,主要祭器,即所谓的‘新成礼器’,大部分应是铜制作”。 

  “绍兴十六年以后,宋朝开始将相当数量的陶瓷礼器改用铜器替代”。 

  以上三位均为国内瓷学界的知名人物,他们这样一讲,“新成礼器铜质论”便成为“盖棺定论”了。 

  那么三位先生得出“新成礼器”铜质论的依据是什么呢?杜周二先生文中没有讲,秦先生《老虎洞官窑性质刍议》文中引用了三条史料证明自己的观点。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勘会国朝祖宗故事,遇大礼其所用祭器并依三礼图用竹木制造,至宣和年做博古图,改造新成礼器,内簠簋尊罍爵坫豆盂洗用铜铸造,余用竹木,今来若并仿博古图样制改造,内铜器约九千二百余件,竹木一千余件。其铜约用三万余觔。若更制造准备值两祭器,委是功力浩大,窃虑制造不及。今看详欲乞先次将圆坛上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铜爵坫令建康府铸镕,其竹木祭器令临安府制造”。 

  “这一变化实际在绍兴十六年就已经开始了。见注另外,《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六记载,淳熙五年衡国公史浩请建家庙,请皇帝赐祭器,御批下文思院制造。而文思院提辖熊克反映朝廷批给文思院的上好铜料不足,乞用七分净铜,云云。表明这时主要的祭器应是铜制的”。 

  《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记:“(淳熙六年)十月二十 

  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飨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柶杓尊俎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惟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以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请乞凝土范金,釐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以行旧制。 

  笔者认为,仅凭以上三条史料便得出的“新成礼器铜质论”的结论是错误的。 

  新成礼器包括两个部分,陶瓷质礼器与铜质礼器。不同材质礼器 

  对应的对象是不同的。祭祀对象分为两大系列,天地系列与祖宗系列。祭祀天地系列的礼器为陶瓷质,祭祀祖宗系列的礼器为铜质。此项规矩在政和六年成为定制。 

  绍兴十六年后,宋朝廷并没有将相当数量的礼器改用铜器替代,而是遵循“政和六年旧制”祭天地用瓷质礼器,祭祖宗用铜质礼器,臣僚家庙给赐也是铜质礼器。在南宋中后期臣僚家庙给赐有变化。 

  陶瓷器在北宋朝廷的日常生活中和祭祀中是主要器具。 

  三位先生得出错误结论的根源在于“郊”、“庙”不分,以“庙” 代“郊”,以“臣僚家庙”代“郊”的错误理解。 

  “郊”“庙”“家庙”讲的是四件不可混淆的事。“郊”是“郊祀”的简称,指的是皇帝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庙”是“庙祀”的简称,指的是皇帝祭祀先人祖宗。“家庙”是“臣僚家庙”的简称,指的是臣僚祭祀自己的先人祖宗。 

  为什么这四者一定要分清呢?因为从政和六年(1116年)起,不同的对象用的礼器是截然不同的材质。皇帝祭天地用的是瓷质礼器,皇帝与臣僚祭祖宗用的均为铜质礼器,只不过数目上有区别。混淆这四者的区别,就会张冠李戴造成严重误判。 

  “合祭”也称“南郊合祭”,“大礼”。三年一次,为宋王朝诸多祭祀仪式中级别最高,最为重视,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地点在南郊圜丘,日子在冬至日。祭祀对象为天地祖宗两大系列中的代表性神、人、共七百七十一位。天地系列神位前用的陶瓷质礼器,祖宗系列神位前用的为铜质礼器。秦大树先生引用的第一条的时间为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绍兴合约的签订日为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合约仅仅开始十七个月。绍兴合约的主要内容有三项: 

  1。割地。 

  2。金封宋康王赵构为宋国皇帝(金是君,宋为臣)。 

  3。宋每年向金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自绍兴十二年起,每年春季送至泗州(今安徽省泗县)。战争虽然结束了,赵构也当上了皇帝,但此时的南宋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财政上更是捉襟见肘窘困之极。 

  头一句“勘会国朝祖宗故事”开宗明义,讲的祭祖宗。 

  “勘”字为复看核定,仔细查实之意,“会”为聚合领会之意; 

  “国”为宋国朝廷,“朝”为“参拜”实为祭祀之意。全句意为:综合考察一下我国朝廷过去祭祀祖宗的事例,遇到大礼(一般指三年一次的天地祖宗合祭),那时(指政和新礼之前)所用的祭器都是依照聂崇义《三礼图》样式,用竹木制造的。到了宣和年,颁布《博古图》改成了新成礼器,祭祖宗的礼器,内簋觚尊罍爵坫豆盂洗用铜质铸造,其余用竹木;现在假如按照《博古图》式样质地来制造的话,铜器约需九千二百余件,竹木器一千余件。铜需要三万余觔(觔为斤之意,南宋一斤为625克)。假如再准备备用祭器,确实是工程浩大难以完成,造不出来。是否能够考虑还像上次(指绍兴十年次)那样,圆坛上正配四位(指天、地、太祖、太宗四位)全用陶瓷,再加上这一次准备的按《博古图》制造的爵坫,不知可否?陶器下平江府烧造,铜爵坫令建康府铸镕,竹木祭器下临安府制造。 

  此条史料通篇讲的是“合祭”“大礼”中的祖宗系列铜质礼器的制造问题,并无涉及到仪式中天地系列瓷质礼器,与“新成礼器皆为铜质”并无半点干系。秦先生将“勘会国朝祖宗故事”理解成“勘会国朝天地祖宗故事”了,虽只添两字,但与原义差之千里了。 

  此条史料提供了两条宝贵的信息: 

  政和六年新礼之前,祭祖宗礼器多为竹木质。 

  政和六年新成礼器中的祭祖宗铜质礼器数量为九千二百余件(不包括备用器)。 

  秦先生所引二、三条史料皆出于《宋会要辑稿》礼一二。这个章节讲的主要内容开篇就有个明确的指示,即关于“臣士庶家庙”范围的宋历代讨论文章,奏折,皇帝诏批等。指的就是有品级的臣子,读书人,一般百姓的对于祖宗祭祀应遵循的规定、标准等。(宋时士已泛指读书人,魏晋指九品以上的官员)与皇家祭天地祖先并无干系,此章节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讨论的:一是臣士庶家庙的数字即祭祖世数,(上祭几代)作出明确规定。二是臣僚家庙的给赐制度。第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比较顺利。第二个问题则歧见颇多。 

  大观二年,徽宗诏:“礼以祭为重。先王制礼,自士以上皆有庙享其祖考,以尽奉先报本之义。今稽古制法,明伦原俗,庙制亦当如古。”经过讨论后,徽宗决定:“可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余祭二世。” 

  节度使为武将最高军阶,也就是省军级以上可以建五庙,往上祭五世;升朝官指的是可以上朝面君的官员,一般为五品以上,可以建三庙,祭三世祖。其余的皆建两庙,祭到二世(祭祖父)就可以了。皇家此时已是九庙,即上祭到九世祖了。 

  此制度在政和六年以前的北宋时代,唐以前至三代均无。为徽宗首创政和新礼的组成部分。 

  “臣僚家庙给赐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始于徽宗朝政和六年,终于南宋。施行达150年之久。这是当朝天子对于高级官员的一种特殊奖励手段。并不是达到一定品级就可以享受,而是皇上认为某位大臣做出过重大贡献,建有奇功伟业者才可以得到的待遇,殊荣。具体内容有两项,一赐建家庙。二赐予与皇家一模一样的由皇家制造的铜质礼器。只是数量上比皇家要少。得到此待遇者,当然得意洋洋,到了祭祖之日,摆上满堂的与皇家一样的铜质礼器,自是光宗耀祖,八面威风;而没有得到者,则心怀不悦,只能用些“燕器”(指一般日用的瓶、盏、盘、盂之类)当作礼器,显得寒酸,没有面子,自尊心受到损伤。 

  北宋徽宗朝受“臣僚家庙给赐”者有:蔡京、郑居中、邓洵、余深,候蒙、童贯等。 

  南宋一朝享受给赐者为:秦桧,王渊,吴益,杨村中,虞允文, 

  史浩,韩侂冑,贾似道等。史浩,浙江宁波人,官居正一品,两度入相,南宋重要政治家。淳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孝宗诏曰:“史浩家庙,祭器,并如杨存中之制”。转年淳熙六年正月六日,负责制作祭器的文思院提辖熊克上了道札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在史浩家庙铜质礼器制作出了铜料质次的问题,而是在韩世忠家庙礼器制作时发现的。韩世忠家庙给赐在先,于淳熙五年七月三十日已获孝宗批准。 

  淳熙六年正月六日,[工]部言:“将作监申,文恩院提辖熊克等 

  札子:‘契勘本院见承指挥铸造故韩世忠家庙祭器,数目浩瀚,申乞施行,今具下项:一、契勘本院即无样制及合用花版,今欲乞行下太常寺权借合造祭器各一件,并所用花版赴院使用。一、契勘祭器系是捏蜡花纹入细造作,全藉十分净铜应副使用。本院虽有铸钱司于处州等处,依年例发到铜,止可铸造官司印记、常程生活,难以铸造花纹。兼近于今年内将发到铜当官再行烹炼,得止系七分净铜。今来铸造祭器,欲将已烹炼到七分净铜数目,及前后铸造祭器纽折分数,准折支破,烹炼使用,庶几造作精致。一、契勘全藉手高捏蜡铸金写、镌钑磨 等匠人赴此造作。今缘禁止铜器,街市即无匠人。虽有会解之人,往往多系官司等处拘占身役,难以和雇。今欲乞从本院指名踏逐会解手高上匠,时暂差借赴院造作’。诏依” 。 

  文恩院提辖熊克是这样讲的:本院接到制造韩世忠家庙祭器的命令之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觉数量太大,有些困难特向上级反映:一是本院没有祭器造样及花板式样,(此处之花板应指祖宗牌位上之雕刻,《辍耕录》载:“詹成实造鸟笼雕刻精巧,四面花板”)请太常寺借给祭器及花板实物本院参照制作。二是祭器上的花纹全为精工细作,得用十分净铜方可制出效果。本院属各处州铸钱司所每年得到的铜料只能造些印记等一般铜活,难以铸造花纹。近年所发的铜料不精,杂质较多,重新冶炼后,十斤粗铜只得七斤净铜。现在铸造祭器只能用精炼后的净铜,希望上司考虑到这些损耗加大拨铜数量,否则难以制作精致。三、制作铜质祭器要由专门技术人员来制作,涉及到制模,刻字,打磨等多种工序。现因禁止使用铜器,街市上根本雇不到匠人。一些行家里手现多被官府衙门控制拘押,无法雇用。希望本院点名的工匠能暂借到本院工作。 

  需要更正指出的是:熊提辖并没有“乞用七分净铜”而是“兼近于今年内将发到铜当官再行烹炼,得止系七分净铜”说的是讲今年发到铜料烹炼后,只出七成净铜。十斤铜料出七斤净铜之意。 

  通过以上分析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表明这时主要的祭器应是铜制”的结论,得出此结论者,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最贴切的结论是:南宋“臣僚家庙给赐”的礼器是铜制的。并不涉及皇家祭天地、祖宗的礼器及其材质问题。 

  第三条史料同样出自于《宋会要辑稿》礼一二,臣士庶家庙章节。此段史料发生在孝宗朝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二十七日,礼部与太常寺召开会议。“奉诏令礼官将历代及本朝赐臣僚家庙祭器等制度,格式讨论,申尚书省”。根据皇上的指示,礼官们讨论历代及本朝赐臣僚家庙祭器的制度与格式,并上报尚书省。 

  此段文可分成两层意思,第一层从开头始“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飨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柶,杓、尊、俎、爵、坫、篚、洗等并以竹木为之,唯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以铜”。 

  大意是:根据目前掌握的礼器情况,唐代是有品级的官员祭祀其祖先于家庙的事例,但家庙所用祭器数目,在制度典籍上是没有记载的。那时祭祖礼器的样式是什么样呢?都是照着聂崇义《三礼图》的样子去做的。笾、豆、尊等等都是用竹木做的,只有铏是铜的。到了政和六年,(祭祖宗)祭器参考古制,才改木质为铜质。 

  “飨其庙”是此段文的主义,范畴在“祭祖”之内。下一段,第二层意思指的就多了,包括了所有皇家及臣僚场合的祭器。 

  “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请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 

  到了绍兴十六年(1146年高宗朝)礼器局长官段拂等人向皇上汇 

  报批准后烧制瓷器,铸造铜器,匡正了祭天地与祭祖宗礼器数目,并规定了臣僚家庙给赐礼器数目。当然,这一切均来自于政和六年已定下的成规定制。 

  《周礼》,《冬官考工记》:“铄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此皆圣人之作也”。“铄金”指的是做兵器,“范金”是宋代时指的做礼器。 

  “凝土”从陶到瓷指的是一回事。 “凝土范金”是宋官方史料中常出现的词汇。“凝土”讲的就是烧造陶瓷质礼器,“范金”讲的就是铸造铜质礼器;与之对应的是“郊庙”二字。“凝土”对“郊”,“范金” 对“庙”及“臣僚家庙”。结尾的“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对头一段的“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进行了概括说明修正,所谓“易木为铜”讲的是“庙”祀礼器,并不包括“郊”祀礼器。 

  “徽宗时期实际制作的陶瓷礼器数量并不多,尤其是在宣和年间颁行《宣和博古图》后,主要祭器,即所谓的“新成礼器”大部分应是铜制作的”。 

  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新成礼器铜质论更是错误的。根源在于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整体。 

  “新成礼器”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由四个局部组成: 

  1。祭天礼器; 

  2。祭地礼器; 

  3。祭皇家祖宗礼器; 

  4。臣僚家庙给赐礼器。 

  这四个局部各具特色,有着不可混淆的区别。 

  1。祭天礼器为陶瓷质。因祭天在南郊圜丘室外故称“郊祀礼器”。此仪式具有唯一性,只有皇上天子方可有祭祀上天的权力,臣士庶民用瓷质礼器祭天是“谋反”的头等大罪。 

  2。祭地(指“皇地祗”)礼器为陶瓷质。也具有唯一性。仪式于祭天同。具体方法不一样。地点在北郊方丘室外,亦称“郊祀礼器”。 

  3。皇家祭祖礼器为铜质。地点在室内。此处居室称为“庙”,是祭祀祖宗专用的。固此称其为“庙飨”、“庙祀”礼器。祭祖活动不具有唯一性,臣士庶民皆可以。 

  4。臣僚家庙给赐礼器为铜质。地点在“家庙”室内。所赐礼器材质,重量,花纹于皇家完全一样,且由皇家制造机构制作。 

  “新成礼器”材质的多样化,意味着自夏商周以后中国礼器制度走向了成熟的崭新的阶段。 

  北宋官窑青瓷——礼制局制瓷质礼器犹如一华丽皇冠之上的最大的最显著的主钻,在阳光下闪着迷人的光芒,至今仍然震撼着人民的心灵。 

  求证三 

  北宋官廷用瓷常态考 

  ——兼论“秘色瓷”定义法门寺的地宫门是874年封闭的,瓷质礼器的历史从860年算起(应再前推一些)至政和六年(1116年)已达256年之久。这个阶段也是中国瓷质礼器逐步发展,从简单走向完整,从随意走向定制,从摸索走向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秘色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秘色瓷”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研究的热点话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碧绿的釉色,精美的做工,神秘之色,珍稀的品种,与皇家有密切关系等。 

  有一个定义尤为奇特,类似绕口令:“秘色瓷之称谓是具有文学造诣和古文字功底的唐代文人综合高级越窑青瓷的釉色和功能赋予它的一个颇具文学色彩的称谓”。 

  以上结论令人感觉似是而非,沾点边,未切中要害。 

  “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唐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上文出自《候鲭录》,作者赵令畤。赵氏生于1051年,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之玄孙。今河北蓟县人。哲宗元祐时,签书颖州公事,后任洪州观察使,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赵氏卒于1134 年,(绍兴八年)享年83岁。北宋靖康二年其已76岁。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七朝。50岁时进入徽宗朝。关于“秘色瓷”的论述,其后有许多人讲过,大同小异,但此“版本”以赵令畤之为最早者。此则史料中最重要的是其中两句:“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 

  今人普遍理解成:钱王为了讨好宋国,不许自己的臣子庶民使用精美的越窑青瓷,全都供奉给宋朝廷。 

  近些年,世界各地出水出土了许多越窑瓷器,事实证明,公元920 年至1000年正是越窑瓷器出口的最盛期。而吴越国在907年建国,978 年纳土归宋,共72年,大部分时间处在瓷器出口的鼎盛期。 

  最有代表性的为:“井里汶”沉船。此沉船发现于印尼瓜哇北岸井里汶外海一百海里处,五十四米深的水下。从2003年开始,至2005年止,印尼的有关机构与西方的水下考古机构合作,合法的,并按照水下考古规范对这条沉船进行了发掘。出水遗物达49万件,其中越窑青瓷在30万件以上。其中有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写有“戊辰徐记烧”划刻名款,“戊辰”为公元968年(当然,还有许多其它的考古材料证明)。沉船出水的瓷器有几件划画龙纹的大盘,与目前北宋陵区发掘的唯一的陵墓——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元德李皇后陵中出土的一件龙纹大盘几乎完全相同。沉船出水的牙盘与李后陵中出土的也十分相似。在出水的其他越窑青瓷器物中,已知装饰技法的应有尽有,还有许多今人不知的装饰纹样及器型。 

  沉船事实说明:在吴越王“有国”期间,仅仅一只沉船的瓷器,从数量上已超过了吴越国王贡奉给宋朝廷的数量总和;质量上亦超过了 

  “贡”瓷水平。吴越王不许属下用越器之说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情况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物账碑》记载:“唐懿宗恩赐。。。。。。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 

  这十三件瓷器是目前世上唯一地宫出土,且有明确《衣物账》记载的确凿无疑的秘色瓷。 

  目前馆藏的与私藏的越窑青瓷尽管有年款(从晚唐至北宋,数量不小)但并无“瓷秘色”的明确指示,均是今人以这13件(注意,不是14件)为参考物而得出的结论。这两者有着严格的区别,一是唐人认定的秘色瓷,一是今人认定的秘色瓷。 

  在这十三件秘色瓷当中最突出的应是两口“银棱”碗,工艺最复杂, 

  存世极其稀少,史上地位显赫;但其釉色是黄色的。也就是说,唐人认为“秘色瓷”包括黄色,“碧色”并不是“秘色”的唯一釉色。今人对此是皱眉摇头的,认为是:“烧造不足,弱还原气氛所特有的青黄面目”。分歧是巨大的。于是今人悄悄的进行修正;弱化这两只碗,而把八棱瓶推到了最前沿,认为这八棱瓶才是秘色瓷中最精彩的,最高水平的,最典型的。。。。。。。可天公不作美的是《衣物账》并没有记载这件“最” 瓶,而是出现在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槛上。严格讲,由于《衣物账》上没有记载,是不能将十三件改成十四件的,尽管笔者也认为此瓶是“最好”的。 

  “秘色”不等于碧色,这是唐人明确告诉今人的,那么“秘色”到底是指什么呢? 

  吴越国是钱镠在公元907年所建,978年钱弘纳土归宋,立国72年。赵氏出生时越国已归宋七十三年,假设《候鲭录》写于作者50岁时,距“钱氏有国”时已过123年,赵令畤《候鲭录》中此段文字,一定是讲在政和四年之前,因为此时“新成礼器”瓷质部分已烧出,“秘色瓷” 以被取代,1114年为政和四年,此时赵令畤以63岁。赵氏40岁时为1091年(哲宗朝元祐六年),50岁时为1101年(徽宗朝建中靖国元年),60岁时已是1111年(徽宗朝政和元年)。因为证明不了《候鲭录》的出版时间,只好假设此书的完成之时为赵令畤50岁时所著。 

  古文是文不加点的,标点皆后人所为,笔者以为“越州烧进”后应加“逗号”为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僚用之故云秘色”。这样与原文原义无丝毫改变之意,只不过清楚些罢了。 

  关键在于“为供奉之物”句的理解上,笔者以为现在流行的解释是最初的误解加上众人的人云亦云。 

  “供”有一层意思为祭祀用的东西。“供奉”为祭祀神佛,祖先之意;也指摆设供品。而“贡”之意为献东西给上级,古代臣下或属国把物品进献给皇帝,“贡奉”亦是此意。向朝廷或上级贡献物资。这两词汇的含义是不同的。 

  在现有掌握的史料中,笔者查到越窑瓷器进到中原宋政权时共使用了11次“贡”字。唯有一次用“供奉”,但文中又改回“贡奉”用词。 

  《吴越备史》入贡金银饰陶器,“王自国初供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惟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贡奉录》”,前边用的是“供奉”,后马上改成“入贡”,所载之册称为《贡奉录》。其前 

  “供奉”显然是笔误。在此处“供奉”指的是宋朝廷祭祀神佛,祭祀自己的祖先之意。吴越与宋朝是属国关系而不是人与神佛,或是祖先的关系。 

  “不得臣庶用之”,这里讲的是不许宋国的臣庶用之,而不是越国的臣庶。因为近代大量出土的越窑瓷器表明越国的臣庶都在用,而且世界上许多地区出土了精美越窑器皿。证明大家都在用,辽国更是大量出土精美越器。 

  “臣庶不得用”,那么谁用?自然是皇上。皇上拿来干什么用?自然供奉天地用。因为皇上是天子,用陶瓷质礼器供奉天地是他的特权。大臣、庶民用瓷质礼器来祭天地是一种谋反的大逆不道之罪。这种做法在政和六年成为定制,但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内已成为宋国上下通行的准则,而这种准则在其他国家(辽国、金国、越南、西夏)是没有的。这是一种只有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国家——宋国自神宗开始的独特现象。 

  此段文字用白话文应这样表述:今天(建中靖国元年)这秘色瓷器呀,坊间流传说是钱氏未纳土归宋前为吴越国王时,越州烧造而来的。在我宋国呢?是朝廷供奉神佛,祖先之祭器,大臣与庶民是不可以使用的,所以叫“秘色”。待看到唐陆龟蒙集《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后,方知“秘色瓷器”在唐代已有,并非自钱氏才有的。 

  越窑“秘色瓷”集中反映了北宋政和以前至唐晚期的宫廷用祭器的使用情况。其特点是一种宫廷的“约定俗成”,包括五代各国统治者及辽、高丽等国,未形成定制,祭器的使用对象,数字,场合都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瓷器的使用自古便有“祭器”与“燕器”的区别。《考工记》是中国春秋战国时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考工记》言:“抟埴之工,陶旊”。又陶人为为甗、盆、甑、鬲、庾。旊人为簋豆”。 

  《陶说》云“周制,陶旊分职,陶人所掌皆炊器,惟庾量名,旊人所掌皆礼器。其制度必有精细不同,后世分窑,分作因之”。 

  古人将所有经过人类加工的器具,统称之为“器”,包括陶瓷质, 

  金属质,石质,竹牙角质。“器”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人类自己用的,称之为“燕器”。一类是人类供奉神明、祖先的,称之为“祭器”、“礼器”“坛器”。再一类为“明器”也称“冥器”,是古人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葬器物。 

  这种以器物的社会功能为出发点的分类方法已成了古人的思维习惯,进而成为一种原则。 

  从唐代中晚期到政和六年前,“秘色瓷”扮演了“祭器”、“礼器” 的主要角色,当然,“秘色瓷”具有着礼器制度初期的特点:随意性强,未形成完整的制度。 

  “秘色瓷”讲的是此类瓷器的功能而不是颜色。 

  “秘色瓷”的定义是:秘色瓷是越窑青瓷中的礼器部分。唐英言到:“事有至微且末,而储为国用,利于民生者,陶之为器是也”。 

  北宋的陶瓷质“燕器”(日用陶瓷制品)贵吗?是无论贵贱均可消费的日常用具,还是藏之密室的奇珍异宝呢? 

  北宋早期的陶瓷制品由于战争的破坏,略显缺乏,价格稍高些,在 

  中期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一种人人都在使用的普通物品了。宫廷日用瓷与这个趋势是相符的,大体如是。 

  《宋会要辑稿》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三班内侍,二人监库。” 

  明州即今宁波市,越州范围大,唐时为江东道节度使驻地辖越、睦、衢、婺、台、明、处、温八州。现为绍兴市,饶州为今景德镇,定州为今曲阳县,青州为山东益都县。 

  “建隆坊”,是一地名,并不是皇家建的瓷器库名。“坊”制是唐以前就存在的一种城市建筑形式,类似于“城中城”,各有各的围墙,自成天地。北宋的“坊制”早已名存实亡,围墙拆除,仅剩下地名而已。 

  宋朝廷珍宝藏放地叫“奉辰库”。“奉辰库者,祖宗之珍藏也”。 

  “奉辰库,掌珍宝金钱以供禁廷消费”。 

  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990年)诏:“瓷器库纳诸州瓷器,拣出缺璺数目,等第科罪。不及一釐,特与除;破二釐,免决勒陪却给破者;三釐,笞四十;四釐,笞五十;五釐,杖六十;六釐,杖七十;七釐已上,不计多少杖八十。” 一厘者,百分之一也。损坏百分之二最有趣,让你赔偿,坏瓷归你。以上情况说明在宋早期物资是匮乏的。管理也较严格。 

  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九月诏:“瓷器库除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其漆器阁收管,品配供应,准备供进及榷场转易之用”。 

  仅仅过了十七年,陶瓷制品的供应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除朝廷自己用,尚有富余出售。 

  神宗熙宁三年三月(1070年)诏:“并瓷器库入杂物库管勾” 。“管勾”为管理之意,至于“杂物库”无需解释从古到今意思没变过。 

  以上三则史料跨度达80年。在这期间,官廷日用陶瓷的供应情况起了巨大的变化。实际上在1007年时已经有富余瓷制品出售给民间了。在1070年时,陶瓷制品的身价已与“杂物”等同了。是一种极其平常的一般大众消费物品。 

  据有关统计:宋代1文铜钱约合0.3元人民币,宰相年薪为108 万,县令年薪为5.4万。 

  《水浒》中牛二对杨志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也切得豆腐”。三十文合今日9元人民币。鲁智深定制了一根60斤重水磨禅杖和一口戒刀。均为十分好铁,只用5 两银子,合五贯钱,1500元人民币,按说不算贵。宋三百年中,劳动力的价格大体稳定在每日70—100文之间。《夷坚志支癸》记饶州卖猪羊血羹的小贩每日收入200文。南宋《三朝北盟会编》提到工匠日支钱50文,米2升半。(共约80文) 

  宋代的瓷器的价格比较低廉,普通人家完全消费得起。 

  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定窑白釉刻画双蝶纹盘,底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五月二十二日。。。。。。钱三拾足百” 。 

  福建建瓯迪口镇墓出土酱?秞瓜棱罐内里书“庆历三年(1043 年)五月上。。。。。。三十文” 。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白瓷执壶底部墨书“崇宁四年(1105年)二月二十九日买,七十文秦家” 。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藏虎型枕底墨书“壬庚正月(1182年)十三日置到枕子价□三十一文足” 。 

  河北巨鹿古城遗址出土,铁红色秞盒“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十九日买□五十□”。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三彩印花长方枕,“承安(1200年)五 

  年五月三十日买价□一十八□足”。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白地墨花水禽图椭圆形枕“胡大嫂价钱四十□谨记泰和元年(1201年)元月十九日置。。。。。。” 

  上述博物馆馆藏品均为较好产品,一般碗盘要更便宜些。由此可知陶瓷制品是一大众消费的极普通生活用品。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载:“徽宗曰:‘朕时尚幼,哲宗最友爱,时召至阁中,饮食皆陶器而已’”。 

  《九朝备要》载:“上尝出玉须,玉巵,以示辅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惧人言,故未用尔’”。“恐以为太华。” 

  陶瓷器仅仅是“而已”,而玉制品却“深惧人言”“恐以为太华”。 

  此番话语发生在徽宗登基不久的崇宁初年(1103年)前后。这充分说明当时“贵金玉”“贱陶瓷”的实际情况。 

  有人讲“宋朝历代皇帝对于陶瓷艺术的热爱是空前的。”这是一派毫无根据的凭空揣测。 

  据史料记载,太宗喜欢金腰带,真宗喜欢玉腰带,哲宗喜欢造龙舟。至于徽宗“朕政事之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时下常有文提到《大观茶论》中关于建盏的描述做为徽宗喜欢陶瓷的证据,这其实很牵强。《大观茶论》对于茶筅,茶碾等均有过精彩的论述。这只能证明徽宗是位茶道大师,喜欢饮茶,推崇饮茶而已。 

  景德镇《宋会要辑稿》载:“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1104年)置”。 

  现存景德镇市图书馆的婺源《嵩峡齐氏宗谱》载:“护公(指齐宗蠖)字咸英,生于真宗咸平元年(998年)戊戌八月塑旦辰时。世居德兴体泉。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丙子,以《春秋》明经,请浙江举入仕,初任景德镇窑丞,九载无失。庆历五年(1045年)乙酉八月十五,因部御器经婺源下槎,土名金村段,行从误毁御器。护叹曰:‘余奉命,愿死,从者何辜,即吞器亡。。。。。。。’皇佑元年(1049年)乙丑三月初七日,诏封新安元帅掣麾候”。此文非常感人,一位忠于职守,勇于承担的下级官吏形象跃然纸上,令人敬佩。 

  文中言:“九载无失”。即1036年起1045年止,为北宋朝廷一直在运送日常用瓷,进一步印证了前边文献所评之正确性。“以《春秋》明经”指的是护公通晓《春秋》由浙江推举而入仕。此制度于宋神宗朝废。 

  苏东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法党的代表性人物。在《东坡志林》写道:“近者余安道孙献策榷饶州陶器,自监榷,得提举,死焉。偶读 

  《太平广记》,贞元五年(798年),李白子伯禽为嘉兴乍浦下场榷盐官,侮慢庙神以死,以此知不孝子代不乏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丰五年(1082年)八月甲寅,饶州景德镇置瓷窑博易务,从宣义郎都提举市易司勾当公事余尧臣请也”。 

  “瓷窑博易务”是一对瓷窑事务管理的机构,包括税收,及其经营瓷制品。是王安石变法“市易法”的一部分。苏东坡等人认为“市易法”是与民争利,挟官府为兼并,比囤积居奇的商人还坏。故对余尧臣工作方且就绪,便勤官而死幸灾乐祸。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景德镇瓷的成品产量是比较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是一典型的商品瓷,也是生产全国日常生活用瓷的主要产地。所贡的“御器”亦是皇家的日常生活用瓷。 

  定窑 

  陆游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陆游生于1125年,1158年(时年33岁)入闽任宁德县主簿,1 

  163年孝宗赐进士出身。1190年返乡山阴。1210年逝世,享年85岁。陆游讲“故都时”,也是道听途说而来,因靖康二年时他仅2岁。讲的是某一时段的短暂现象是可能的,从长期的角度看,这不符合事实。 

  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的“官”窑款定窑盘11只,碗15只。此陵为咸平三年(1000年)建。 

  《宋史·职官志》载:“。。。。。。曰尚食,掌膳羞之事;曰尚药,掌合剂疹候之事。。。。。。” 

  此两类定窑器皿的瓷片出土甚多,整器亦有存世。宋代邵伯温在《闻见录》载:“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 

  邵伯温(1056年—1134年)生于仁宗朝至和三年,逝于绍兴四年。在北宋朝生活了71年,乃是本朝人写本朝事,可信度较高。 

  《吴越备史》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敬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此时钱弘淑以纳土归宋(978年)。吴越国本是越窑与秘色瓷的产地,但钱王特地绕道跑到曲阳定购定窑并饰上“金装”进贡宋廷,可见定窑在宋廷还是大受欢迎的。 

  根据以上史料可以清楚地得出定器是“入禁中”的,所谓“芒口” 之说也是立不住的。 

  耀州窑 

  《元丰九域志》载:“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 

  《宋史·地理志》载:“耀州。。。。。。崇宁户一十万二千七百六十七;口;三十四万七千五百三十五;贡瓷器”。 

  1953年北京广安门出土一大批耀州青瓷,发现“熙宁”、“大观”、“政和”楷书刻款。 

  建窑 

  建盏的品种器型虽比较单一,但在中国陶瓷史上却是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北宋中期,蔡襄撰《茶录》(著于1049年—1053年)进献仁宗,力赞建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适有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北宋晚期徽宗著《大观茶论》载:“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香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 

  建盏款识中多见“供御”“进盏”铭文。亦有“雍熙(985年—987年)”“至道(995年—997年)”年款者。 

  日本收藏的曜变碗、油滴碗,不但被日本人奉为国宝,也被全世界陶瓷界视为至高无上之尊品。 

  宋朝的宫廷日用瓷(即“燕器”)主要由各地进贡而来并不专门制造,与明清两朝的情况有所不同。蔡毅先生曾就此问题有精彩的论述:“文思院是宋代官营手工规模最为庞大的生产机构,其内部分工达3000余作。所制作的物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供宫廷日常使用的普通消费品,二是高贵精美的装饰品和玩好品。然而,在这庞大的机构内并不包括瓷器的制作。”“。。。。。。通过以上的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诸多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当中,唯独缺少被后人誉为名贵国宝的陶瓷手工业作坊。这说明,汝窑瓷器(笔者:包括其他窑口日用瓷器)在宋朝只是一般的极其普通的生活器皿,是不能与金、银、玉器相提并论,也不能与竹、木、牙、角等相媲美,冶铜,织染等工艺亦在其上。乃至宫廷生活使用的钉子也有专门的生产机构,这就是北宋时期手工业的生产形制”。 

  笔者以为对于宋朝廷的日用陶瓷情况,蔡毅先生的这个论断是符合史实的。 

  北宋一朝自960年建国至政和六年(1116年)之间,礼器用瓷 

  应为越窑贡进的秘色瓷器,日用陶瓷为各地贡进的普通陶瓷制品。政和六年后宋朝廷用的礼器用瓷为“礼制局”烧造的“新成礼器”中的瓷质礼器,日用陶瓷仍为各地贡进的普通陶瓷,并无专门烧造。此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宋。 

  (作者简介:舒晓明,男,满族,1951年2月生,祖籍:北京,内蒙古正红旗人。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舒庆春)侄孙。现任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专家。北京市价格认证中心专家,内蒙古价格认证中心专家。历任教师、编辑。 1968年赴内蒙插队。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秘书专业毕业。长期从事文物艺术品价格认定工作。多次参与国家重大案件的价格认定工作。) 

  后半部目录 

  求证四:邵局乎?搅局乎?求证五:绍兴元年——十三年求证六:内窑何在? 

  求证七:从“荡箍”说起…… 

  求证八:元代官窑遗址——老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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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华教授书法(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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